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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现代音乐哲学的发展历程中

在西方现代音乐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存在，那就是充分运用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探索，并由此产生出了一大批全新的、有深度的理论成果，这些富于创见性的理论成果为现代音乐哲学——美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研究维度。

一、释义学音乐哲学关注的问题

音乐中有没有意义？这本来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按照现在的一般看法，音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反映形式，是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里的一种表现手段和交往手段。既如此，音乐中必定包含着某种意义。但是在音乐哲学的学术发展史上，意义的存在问题曾经受到过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强大冲击，这种形式——内容一元论的音乐哲学极力消解音乐中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音乐的意义到底存在与否就成为了一个实际存在的、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释义学音乐哲学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很明确的，即肯定在音乐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意义，理由就在于音乐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从释义学音乐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主张来看，它是主张情感论的一种音乐哲学。情感论音乐哲学又被称作是他律论的音乐哲学，这种音乐哲学都有一个普遍、共同的看法，那就是认为音乐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人们内心的情感状态，传达人类的内心体验，它具有意义。这种看法目前已被普遍接受和认同。

二、释义学音乐的哲学意义及存在方式

既然音乐中确实存在着意义，那么这意义是什么呢？释义学音乐哲学在对音乐意义的求索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德国音乐家克莱茨施玛尔（A.H.Kretzschmar，1848-1924）是进行释义学音乐哲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音乐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音乐作品的解读能够脱离作品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时代状况、相关事件和文化背景，不能够脱离作曲家的思想主张和生活经历，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对音乐作品进行理解和解释。他在其著作中阐述了音乐解释的目的：“透过形式去探索封闭于其中的意义和观念内容，追寻隐蔽在身体深处的灵魂，通过作品的每个部分去揭示其思想的真正内核，阐明和解释作品的整体。”

者）和客体（具体音乐文本）相遇的过程中，存在于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作品进行积极解释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音乐作品的意义生成而存在。

前面提到的第四个问题，即以怎样合适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音乐作品中所蕴涵的意义，这是释义学音乐哲学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释义学音乐哲学的核心内容，并显示出其深刻之处。

释义学音乐哲学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认识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更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这种理论认为，理解与解释音乐作品这一行为本身标志着人的存在，并表现出释义者的存在状态。这样，对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就成为反映释义者在世状态（认识水平、理解能力等）的一种活动。［3］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G.Gadamer，1900-2002）将理解者与作品的关系看作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二者的互动过程中，释义者不仅理解了作品，也理解了自身，也就是说实现了一种自我理解。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与解释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由于人对世界的总体经验在不断丰富，这样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不同时代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种效果是在历史中发生变化的。音乐作品的原意后来理解者的理解，使作品的意义处于不断的历史生成的过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情况称作是“效果历史”，由于“效果历史”的存在，那么对于作品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就不存在了，因为特定历史情境的制约和限定所造成的理解与解释是不完全的，那么音乐作品的意义就处在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中。［4］因此，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一个有待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不可穷尽其意义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艺术作品的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一种积极地再创造的过程了。伽达默尔认为，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应该要求理解者尽量地拓宽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现在的视界与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了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这种理解方式称作是“视界融合”。他认为要达到对作为特定历史对象的音乐作品的正确理解，音乐接受者自身必须达到将历史视界与现实视界合一的“视界融合”，这种融合反过来也会不断促成新的“效果历史”的形成，从而丰富音乐作品的内涵，使音乐作品的意义不断地焕发新的光彩。［5］

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方法为我们解读音乐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6］具体说来，首先是对审美主体在艺术作品理解的过程中的重要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审美主体通过理解音乐作品而创造自身的审美体验，因而审美主体的创造性对于作品的解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