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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府规制与激励的新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研究

摘要：当前，全球能源消费的强劲与能源资源“困境”的矛盾日趋显现，深化国家能源发展模式的改革与转型、国家能源规制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已迫在眉睫。文章基于政府规制与激励政策，建构生物质能源政策可持续发展模型，深入分析了新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趋向。表明新疆在生物质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上尚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有效规制与激励上也亟待提升。要保障好新疆生物质能政策可持续性、促进生物质能产业向好发展，政府在政策规制与激励上就必须要加强能源市场机制的建设，把加快绿色能源发展及消费等作为新疆生物质能产业未来优先实施的可持续性策略。同时，文章也提出了政府要加快构建科学的生物质能发展决策系统、创新生物质能产业科技研发与教育、形成稳定的生物质能产业宏观调控机制、拓展绿色能源消费系统发展空间等对策建议。

能源是国家发展之命脉、国民生存之根基、社会进步之动力。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能源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当前，全球能源消费的强劲与能源资源“困境”的矛盾日趋显现，深化国家能源发展模式的改革与转型、国家能源规制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已迫在眉睫。“能源赤字”与“安全问题”已成为人类发展必须跨越的“鸿沟”，各国围绕能源领域的争端、博弈愈演愈烈。

APEC会议、“上合”峰会、“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组织等均将能源问题纳入重要议题。对于中国而言，能源问题已是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全球能源领域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给国家的能源安全带来了隐患。

“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水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及生物质能等六大类。”[1]“生物质能则是地球上生物对太阳能储存的总称。”[2]生物质是生物质能转化的原料基础，种类多，目前已有效利用的有秸秆、林木薪柴、动物排泄废弃物、居民生活垃圾等。当前，人类对可再生能源中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的利用较广泛。根据《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2018（GSR）》显示，“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占电力行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且仍有上升趋势。”[3]就目前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所处的经济发展条件来讲，可再生能源中利用率最高、运用最普通的当属生物质能。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有着不同的特点，核能和大型水电虽然能源储量丰富，但对生态环境存在一定风险；风能和地热等虽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但易受区域因素的制约，而生物质能以其清洁性、可再生性、丰富性等特点赢得广泛赞誉，是可再生能源中最大、发展最好的产业之一。

一、生物质能产业政府规制与激励的理性思考

随着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型工业化对能源消耗的需求提出新的要求，为摆脱工业发展对传统能源过度依赖的“老路”，走“绿色能源道路”已成为新时期我国以及新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较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拥有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巨大潜力。要充分发挥现有的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以及已有的规制与激励政策，为新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谋篇布局，加快棉花秸秆等生物质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促进生物质能源及其延伸产业成套技术的集成与研发，推动产业及技术创新，就必须加快新疆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步伐，构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生物质能源产业支撑体系。

“‘激励性’研究范式主要是基于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学科，在各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建构一种既能给予企业在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等予以充分激励，同时又能有效预防企业滥用自由选择权的激励性框架。”[4]“作为新兴产业的生物质能产业，有着较强的适应和改善环境的‘正外部性’”[5]。也就是说，从组织发展变革、技术创新创造等方面来看，对尚处发展初期的其他产业中的企业来讲，从事生物质能产业的企业在技术推动、生产发展、管理创新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种技术与管理的“溢出效应”，属于企业及产业发展中“正外部性”的潜在且重要表现情型之一。正因为这种情型的存在，导致产业在发展中易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现象。[6]因此容易造成从事生物质能的企业生产出的生物质能产品小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调和资源配置更加合乎社会的最优状态，政府通常会采取某些规制措施来激励或限制生物质能企业的某些行为，以达到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因此，政府需要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或者将相关职能划归于某些特定部门来管理和实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规制和激励机制。制订适应市场及社会发展的产业政策；规制、激励和支持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规定（包括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规划；布局生物质能产业生产；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选择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好的生物质能产品；增强政府补贴和支持力度；鼓励有实力、有一定成效的生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