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治国的金融之道-陈志武.pptVIP

02七月2024第九讲治国的金融之道-陈志武

国家理财策略规避财政风险的三种方式国债促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度决定国策模式增税与发债的比较中国致强之路能走多久？

国家理财策略统治者面临的风险：战争、灾荒、内乱。而在这种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四种风险规避手段：提前存银子(“节流”)：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王朝时期的理财策略。借钱花(“开源”)：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当下收入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中国近三十年和美国的策略。加税滥印钞票

存银子：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

王朝时期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兴起时期国库丰盛；随后递减，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发不可收拾，致使改朝换代。传统解释：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因为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改朝换代规律的重要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存银子：以清朝为例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

按照传统标准，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非常富有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1850年时降到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然而，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的钱，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而且，往国库存银子越多，社会的货币供应越缺

存银子：清末情况

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后来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借钱花：1981年后的启示

2004-2013财政赤字情况

借钱花：近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启示1978改革开放后，1982启动国债：共发行121亿元国债和外债，相当于当年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不论规模大小，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冲击。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新发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1988年134亿元；1989，408亿元。1989-1991经济相对低速增长，三年共新发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1998亚洲金融危机，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国债融资让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保持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29631亿，占GDP的比重21.6%。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主导下，清朝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标准应该很强盛。但实际是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2.5%。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2.9万多亿国债余额。

靠赤字发展的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

晚清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对满清是致命冲击。那些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按陈锋先生估算，这些赔款以及其它外债支付，清政府在1902年后每年要付4700万银两，相当于1903年财政收入的44.7%。但是，1903年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占财政收入28.6%。跟今天中国的赤字比，这种规模并非离谱。2000年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的18.6%，从1999到2003年，该比率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