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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在华传教士与英汉科技词典编纂

西方来华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群体。他们

的本职工作是传教，却或多或少地介入到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

综观我国英汉词典编纂近200年的历史，晚清在华传教士对英汉

科技词典编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编纂英汉科技词典的历史背景

双语/多语科技词典编纂是科技翻译发展过程中为解决不断

增多的科技词语译名需统一的问题而产生的。我国的科技翻译可

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末），汉晋至元明的1000多年

里，科技翻译大都随附于宗教文献（主要是佛经）翻译中，译作

数量较少，科技词语极为有限，自然谈不上译名统一和双语/多语

科技词典的编纂。明万历年间（1607），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Ricci)口译、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笔述的欧几里得《几

何原本》前6卷正式刊刻，明末清初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由

此开始。随后梯航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秉承利玛窦科“学传教”的，

与中国士大夫合译了不少西方科技著述，科技词语数量随之增多。

但当时学科门类单一，以天文历算书籍为主；参与译述者多为在

历局或钦天监供职的中西人士，译名的确立与统一并不复杂。因

此，当时虽然出现了一些中西文对照的双语/多语词典，但大多是

传教士为学习中文而编写的，专门的双语/多语科技词典尚未问

世。

清初雍正帝颁布禁教令，大批传教士被逐，中国与西方的科

技交流中断了一个多世纪，此间欧洲发生的重大科技变革几乎全

部被拒于国门之外。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对

外政策，重新打开国门，西方科学技术再度大量涌入，近代数学、

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和一

些实用工艺技术得以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专门的译书机

构和专业科技翻译人员应运而生，引发了我国第二次科技翻译高

潮。

与明末清初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相比，晚清的科技翻译不仅

译作数量更多、学科分布更广，参与翻译的机构和人员组成也更

为复杂。组织翻译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主要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在华开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TheLondonMissionary

SocietyPress)、益智书会（TheSchoolandTextbookSeries

Committee)、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

等，也有洋务派官员创立的外语教育与译书机构，包括京师同文

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此外还有一些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如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农学会等。翻译人员中既有在华传教士，如

傅兰雅（JohnFryer）、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又有中国分子，如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同时也

有不少同文馆学生和留日学生。

西方科技著述译介的繁荣也带来了科技词语译名的混乱。翻

译人员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以至于同一原著出现多种译本，同

一词语在各译本中译名差别悬殊，给读者造成诸多不便，影响了

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这种一“物多名”的混乱局面引起清

政府官方翻译机构、民间知识分子和在华传教士对译名统一问题

的关注。官方翻译机构虽然意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但由于当

时清王朝统治已岌岌可危，无暇顾及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未

能在政府层面上组织编纂外汉科技词典。民间知识分子出版了一

些外汉科技词典，如叶意深的《中西药物表目》、徐勤业的《中外

病名对照表》等，但均没有对名词统一产生大的影响［1］。在华

传教士作为晚清极为活跃的一个科技翻译群体，对科技词语的定

名与统一极为重视，所取得的成效也最大。他们根据自己的翻译

经验提出一些操作性较强的科技词语定名原则（这些定名原则已

有不少学者论及，本文将不再赘述），同时注重收集积累新译名，

编纂了不少外汉科技词典（绝大部分科技著述译自英文，因此所

编词典基本上都是英汉科技词典），可谓英汉科技词典编纂领域

的先行者。

二、在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科技词典

按学科门类和编排方式，晚清在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科技词

典可分为四类——译著所附词汇对照表、单科科技术语汇编、多

学科科技术语汇编、综合性英汉词典及教科书中单独编排的中英

文对照科技术语。

1.译著所附词汇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