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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化偏至论》今译

中国已经是以自尊自大闻名天下了，善于诋毁它的人，或又称之为顽固，并将抱残守缺，直到灭亡。近代人士，稍稍听了一些新学上的言词，便也引以为愧了，态度翻然而变，话不合西方的道理不讲，事不合西方之法不为，攻击旧有事物，惟恐不力，称将革除以前的错误而图谋富强了。对此或可试论之：很久以前黄帝勘定蚩尤之乱而定居华夏，制定典章礼乐，文明从此开始。世代繁衍于此，逐步演变为兴盛之势，达到华美博大。在华夏周围涌动的，都是一些弱小不开化的蛮夷罢了，这些民族的所创所成，无一值得中国学习，所以文明教化高度发达的成就,都是出于自身而没有吸收别人。下及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兴起，思想和文化艺术，灿烂可观，但因道路艰难，波涛险恶，阻塞了彼此的交往，未能择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作为师资。等到元明时期，虽有一、二传教士，以传播教义及历法化学等在中国谋生，但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直到海禁被打开、白种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国眼中的天下，只看见四方蛮夷效法上国。其中有彻底改变自己归顺中国的，也有心怀狡诈，欲乘机实现野心的；但说他们具有显著的文化成就，真的足以与中国不相上下，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屹立于中央而无从对比，就会更加自尊自大，珍爱自有的一切而傲视远方万物，虽说是由于人的情感而如此，但也非完全违背事理。

但也因为没有对象可比较，以致长时间处于安逸状态，便开始衰落了,没有外部的压力，上升的势头就会停止，社会风气使人颓靡迟钝，突出的表现是见到外来好的文化不思效法学习。崭新的国家在西方纷纷兴起，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指向中国，稍一施动作，便木然僵倒，人心自感处境危机，而略具小聪明的浅薄之徒，于是竞相谈论武备军事。后又有在国外学习的人，近不知中国的情况，远不了解欧美的实际，用他们所捡拾到得微尘草芥，罗列在人前，称引进坚船利炮是国家的首务,又引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词句，作为文饰以掩盖谬误，拿印度、波兰的亡国相印证，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这种用比较力量大小做出的评价，与文明进步或野蛮落后有什么关系呢？远的如罗马帝国被东西哥特人灭亡，近的如中国被蒙古、满清占领，其文明程度的距离有多大，不必等聪明人来也能得出判断。然而决定胜负命运的规律，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假如又说，以力取胜只有在古代才是对的，现在是机械当先，不以力取，所以胜负的结果，就是对文明与野蛮的判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如开发人的智力，启发人的精神，让他们知道搜罗武器，不过是为了抵御豺狼虎豹。而那些喋不休地赞美白种人的掠夺欲望，以为那就是顶级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意欲何为？即使按照他们说的那样（网罗来坚船利炮），而举国之民依旧孱弱，交给他们巨大的武装，哪里能够胜任，仍然只有倒地僵死的结局而已。可叹呀！这些先生大概是靠军队为生的，所以根本不做根本的谋划，仅仅是以其所学在天下某一职业；虽有战盔深掩其面，像是威武不可侵犯，而求取利禄的神色，已经显露在外了！其次还有发展工商业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的说法。前两种主张在中国青年中间一向受重视，他们纵然自己不能有所主张，但从事研究的也不可尽数。大约国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借图谋富强之路的名目，博得志士的美誉，即使有不幸，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但自己却广有资财，大可温饱;即使连国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犹太亡民一样被虐杀，如果很善于隐藏,或者不至亲身承受；纵然大祸临头，总有幸免者，这个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于是还能温饱如故。如果真都是善于隐藏、心存侥幸这两种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其中比较好的，或许是真的痛感于频遭外侮，惶恐不可终日，自己既然荒疏浅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没用东西，准备纠集大众来抗御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飞扬跋扈，善能折腾，遇见与自己见解有分歧或利益有冲突的一方兴起，必定借助大众的力量来欺凌这些与自己不一致的少数。借口民主，压制比暴君还要强烈。这就不单单是违背事理了，即便是为了图谋救国不惜牺牲个人，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考虑简单，茫然不知其所以然，总是顺服大众的盲目意志，这无异于对身患痼疾者，去掉药物治疗和保养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于巫祝之门。比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借着空名，满足其私欲。不顾眼见的诸多事实，将对事务的处置权利、舆论的传播建设，全部交给一帮利禄之徒，或者是愚昧迟钝的富商，不然就是善于垄断权利的市伶，只因为他们各自擅长钻营掠夺，而名列其中，更何况还能掩饰自私自利的恶名，而博得为大众谋福利的美誉，捷径近在眼前，也就无所顾忌地竭力求取了。哎！古代统治人民的,不过只一个独裁者；按现在讲的道理，将顿时变为由千万出色的无赖统治，人民是不能忍受这种命运的安排的，这与振兴国家究竟有何帮助呢？但这帮人，当他们张扬其号召的时候，无不借近世文明为后盾，有反对其主张的人出来，就送给他们“野蛮人”的称号，声称他们有辱国家危害社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