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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研究

作者：马原

来源：《声屏世界》2009年第11期

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表征,新媒体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更为方便快捷的舆论监督传播网络。

然而,公共事件发生时,新媒体在充当舆论监督利器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风险次级效应的发生。

这种次级效应直接导致了社会风险的放大,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

现代社会的“媒介化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体本身的失实报道,引起社会恐

慌,从而制造风险;另一方面传播的事实是既有的,但人为地扩大或缩小了风险的真实程度,媒体失

去预警功能,转为风险推动者。在这一点上,新媒体也不例外。新媒体传播的无尺度化和不规范

化特征使它在舆论监督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一种“媒介化风险”,直接导致了社会风险的次级效应,

即社会风险的放大效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媒体间接成为了社会风险放大的助推

器。

新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

表现及其危害

就新媒体环境催生舆论监督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媒体舆论监督失衡,盲目放大风险危害,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这一点在2008年

的“蛆柑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蛆柑事件”的发展进程来看,10月5日到10月20日之间的

信息并没得到广泛关注,直到网络论坛的加入。对这一事件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此次风险传播

关键是缘于手机短信传播出现了集体性失范。一方面,此次事件中的手机短信如果作为一种信

息的传播来看,它对客观事实的编码是不完备的。“告诉家人和同事、朋友暂时不要吃橘子,今年

广元的橘子在剥了皮后的白须上发现小蛆状的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这样的一条

缺乏基本事实信息要素的短信广泛传播很容易使受众进行错误译码,从而出现了对客观现实的

放大;另一方面,手机短信的传播模式是马尔可夫链的一个例子,即某人在获得信息的时候,就给他

的亲友建立了一种获得信息的概率。在这个人认为此信息足够重要,而且对于对方而言有获知

的价值时,他就有可能将这条信息转发给对方,从而使马尔可夫链条建立。短信传播有一定的“强

迫”性,这种点对点的传播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是目前为止各种传播手段中,最有效率的传播手

段。这种高效率的传播手段,由于是在人们没有对信息进行提前把握的状态下发生的,很容易产

生猜测,进而产生谣言,导致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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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舆论监督变异,盲目放大问责事件当事人,侵犯个人隐私。新媒体舆论监督的案

例中,从“铜须门事件”“虐猫事件”,到后来的“恶毒后妈事件”,“人肉搜索”成了关键词。新媒体舆

论监督的“人肉搜索”机制使社会公众的盲目性放大,导致新媒体暴力事件的产生。分析“人肉搜

索”机制,我们不难看出公众在参与“人肉搜索”,实行舆论监督到后来实质上演化成一种越权行为

的过程中,当事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正当权利多次受到“舆论”的严重侵害。如何在网

络言论自由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形成制衡机制,寻求民众诉求与监管政策之间的谐振共鸣,既是

有关部门面临的紧要课题,又需要每位公民的理性参与。

三、新媒体舆论监督过度,盲目放大事件本身,忽视媒体的引导责任。众所周知,媒体在进行

舆论监督的同时,更应当注重媒体的舆论引导的责任。然而,新媒体的舆论监督时常盲目放大事

件本身,往往只注重批判而没有履行好媒体的规避风险的舆论引导职责。“三鹿”事件爆发后,各

大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新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曝光,的确促进了事件的澄清,发挥了舆论

监督的作用,但是网络评论和批评矛头从最初的“三鹿”集团到后来扩展到一个行业、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对三鹿问题的反思,对行政不作为的质疑,对免检制度的怀疑,对商业道德缺失的痛心

疾首,对公众安全感的担忧,对国家国际形象受损的巨大惋惜,网络媒体一夜之间担当起了忧国忧

民的重担。我们要明确的是,媒体不应仅仅在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才肩负起自身的社会公益角

色,充当一回论道者,更不应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全是指责,而没有任何的引导舆论、重建企业信

心的责任。

新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风险

放大效应之原因探析

纵观新媒体舆论监督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的各种客观原因和条件,网络带来的传播环境的变

迁可以说是最为根本的。

一、无尺度的新媒体环境与新媒体传播的“零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