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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陆幸福

一

哈罗德伯尔曼，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生于·1918年，逝于2007年，曾经任教于斯

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与埃莫里大学。他经历了夹杂着惨痛与欢呼的二十世纪。这个世纪

的世界历程给人类的制度与思想提供了巨大的试验场：两次世界大战、不计其数的大屠

杀、冷战、殖民地的复权、苏联与东欧巨变、科技高速发展、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突飞猛

进。二十世纪无疑是一个略显诡异的世纪，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伯尔曼所担忧

的，即人类生存意义的危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意义何在，这是现代社会的

整体性危机。伯尔曼认为这种危机将可能导致西方文化的精神崩溃。而其重要表现便是

丧失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失去宗教信仰。法律与宗教是西方社会集体生活的产物，对它们

失去信任实际上意味着对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超验实体的信仰逐渐消失，以及对带来社

会正义的结构与程序的信赖与归属感的式微。[1]而这种局面将会直接导致人们对维系社

会与社会前景的价值实体的整体怀疑，文化毁灭的前景由此露出端倪。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是什么？伯尔曼认为其中之一便是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而法律与宗教之所以会

截然分离又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法律与宗教之间以及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之间的关

联。展现这种关联以拯救西方社会的危局是伯尔曼着力研究法律与宗教的根本动力。

伯尔曼绝不是杞人忧天，他的担忧有其现实的基础。现代社会从中世纪演变而来，其

思想与制度也大都建立在对中世纪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对待宗教与法律之间关系的

立场与方式亦不例外。在中世纪，宗教与法律紧密联系，教会介入世俗社会并控制实际

的政治权力与审判权力，形成与世俗政权争夺权力之态势，而世俗政权需要经过一定的

宗教仪式才能拥有正当性。因此，宗教在中世纪控制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并在

某种程度与法律合二为一。而权力天然趋向膨胀并作恶是一个近乎永恒的规律，无论它

是戴上了宗教的面具或者披着政府的外壳，它最终由人来行使，不可能自动运作，而人

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然希望自己的权力无所阻拦，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权力只有

在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停止。而宗教与法律的结合在中世纪造就了无边界的压迫性权

力。当时欧洲的民众无不是教徒，教会的权力由此超越了世俗君主或者领主的地域范围，

领主或者君主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依靠教会行使自己的统治权。而宗教与法律的结合实际

上使得宗教在一定程度既控制了物质力量又控制了精神世界，因此在某些时段成为绝对

的权力。如此便造成了宗教对世俗社会的过分压抑，或者说，宗教与法律不分的局面实

际上压制了社会生活的空间。沉重的宗教由此变成了人类生活的枷锁。而在基督教早期

的教义中，人类被要求贬低现实的社会生活，追求在彼岸的天堂，而且只有在现世受苦

才能进入天堂，因为人都是有原罪的。同时，宗教还进一步限制人们的思想，运用暴力

打击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抵制科学的进步。直到路德与加尔文新教改革之后，

宗教才逐渐摆脱原有的僵化，逐渐退出世俗社会，为后世的一系列革命准备了条件。正

是因为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深度恐惧与防范，人们在现代之后要求法律与宗教相分离。

让世俗的法律归于政府，而将神圣的宗教归于教会。从此，宗教虽然对社会依然有深刻

的影响，但是却在公共事务中消失，于是人们在面对公共权力的时候便可以进行限制、

批评乃至抵制，而无需考虑冒犯上帝或者遭遇精神枷锁。因此可以说，宗教与法律分离

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克服一个困难会滋生另一种问题。

伯尔曼所担忧的因为法律与宗教相分离而导致的整体性危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

伯尔曼重建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努力建立在他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二

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套规则，它是分配权利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

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秩序。而宗教则不仅是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终极意义和生活

目的一种集体关切——它是一种对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2]因此，法律与宗教对

于社会至关重要。法律通过构建秩序提供社会内部团结所需要的结构，而宗教给予社会

面向未来所需要的信仰。它们是社会关系的两个层面：法律以其稳定制约未来，而宗教

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现存社会结构挑战。虽然各有侧重，但法律与宗教并非没有关联，

而是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