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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名人故事：董辅礽持之以恒的创新_2000字

在董辅礽先生的学术精神中，锐意创新与实事求是密切相关。正

如他于1985年在回答一位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创

新，因为实践在发展。实践中不断有新经验，需要总结、概括成理论。

同时，实践又提出新问题，要求理论作出回答。老经验不够了，旧理

论不行了。理论追寻实践发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

作用。”

也正如他于1980年所写道的：“实践在前进，理论也要前进。实践是

常新的，理论也应该是常新的。停顿、僵化，就是科学的生命的终结。

经济科学必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认

识路线不断前进！”

然而，实事求是本身并不等同于创新。董辅礽先生的锐意创新所强调

的就是，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求实的同时更应有理论上的创

新或学术上的创造性。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

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要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

样”的问题。

1985年，他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谈道：“理论工作难在头脑没有理论

武装不行，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你怎样去辨别真伪，去假存真，去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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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没有理论，就无法驾驭复杂的现象。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在于，

要善于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问题来，问题抓不住，就没有办法进

行研究。抓住一般问题不行，要把主要问题抓出来，然后进行分析推

理。”“现在，理论界有些人往往抓不住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也就是本质的、内在的问题。而恰恰是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的东西，经过论证，才能反过来说明最一般的、最大量的、最普遍的

经济现象。”

董辅礽先生也深知，要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

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仅要求我们的经济理论要与

经济现实相符，而且要求我们“自己所主张的各种理论能相互衔接一

致，而不是彼此否定。”不过他强调：“这虽然也是不易做到的，但我

们确实应该这样去努力。”

我观董辅礽先生锐意创新的另一层含义是：经济理论要发展，就要敢

于突破已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传统的经济理论或教条，敢于跳出原来

的理论框架，敢闯理论禁区。

这一点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董辅礽先生曾于1987年在《光明日

报》编辑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

就是障碍重重的，而“其中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人们的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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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思想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过时的

理论，它们根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认识，并且构成旧的

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经过长时间的宣传，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已经

深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误以为它们是不可动摇的。实践证明，这些

过时的经济理论束缚了生产力，一旦被破除之后，生产力便得到突飞

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仍旧会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盘

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从而使人们在改革中疑虑重重，一步三回首，

一有变动，就怀疑改革的正确性。我们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对于

破除过时的经济理论负有特殊的责任。”

董辅礽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以来，他闯入了一

个又一个理论禁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传统的经济理论教条的新

观点。这都是有文可查的。

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下半年，董辅礽先生就率先闯入了一个理论

禁区，即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按照当时被奉为天经地义的正

统的经济理论观点，“政企合一”的国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当然形

式，且是最完善的所有制形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农村集体

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且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佳形式。

董辅礽先生透过大量的事实发现，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多发端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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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方面，于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

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论点，并大胆

地提出了“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董辅礽先生关于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以及

“两个分开”的政策性建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极“左”

思潮还有很大市场的情况下发表的，当时确实惊动了不少人，引起了

极为强烈的反响。

在一个短时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