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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

作者：申国昌

来源：《教育家》2017年第39期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8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严复任校长的北洋水师学堂，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理论。1894年中

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使刚毕业的张伯苓从军事救国的迷梦中惊醒，他愤然弃武，矢志兴学，

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转变。1898年，他到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范孙家塾任教，后来王奎

章设立的塾馆也聘请他当主讲。1904年5月，随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9月合并严、王二馆

办起了私立中学堂，1907年2月，校址迁至南开洼，将合并后的学校名为“南开中学堂”。

1917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并考察私立大学的办学情况。1918年

12月回到天津。1919年9月，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正式开学。之后，又相继创办南开女中、

南开小学、南开中学重庆分校等，使南开成为一个学制体系完备的著名学府。1946年6月，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10月，他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1951年病逝

于天津。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为南开成为中国高教史上一颗璀璨明珠奠定

了坚实基础。

“图救国家须信教育”

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

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主张通过大力兴办教育来达到挽救国家、振兴民族的目的。1919年

1月，张伯苓在一次演讲中讲道：“予尝谓今后世界上有最大长进希望的国，就是中国。国人

不可不知，而吾民国在在（再怎么说）都没到底，所以图救之道既须信民国，尤须信教育。”

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欲使中国由弱到强，必须兴办教育。因此，他说：“故欲改革国

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方法，厥为教育。”

1924年12月，他在南开学校集会上讲到：“欲积极地刷新中国，根本方法在先改变人民；

欲改变人民，则必赖乎教育。信教育可救国者，非无其人，而至今无努力从事之者。”他再次

强调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命运的重要意义，深信教育救国之理，只是当时中国缺乏

大批从事办学实践的教育家。究其缘由，他认为：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凌辱之下，民族教育

无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教育收效缓慢，在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成效。为了引导中国教育界人士

去成功办学，他倡导：“先做出良好成绩，使社会知教育之重要，然后始有普遍及专精之可能

也。”通过办学实绩来取信于民，从而达到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目的。

“办学校须有宗旨”

办学宗旨犹如学校教育的灵魂，缺乏宗旨的办学行为是盲目的。因此，张伯苓说：“办学

校须有宗旨，亦犹盖房者，心中须先有草图，用何器具，得何成效。”做到心中有数，围绕一

个明确的培养目标，去开展教育活动。

有借鉴于此，他在创办南开学校的过程中，首先为南开制定了明确的办学宗旨，即“允公

允能”。他倡导将“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作为培养目标。在他看来，

“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

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培养目标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医治民族“五病”（愚、弱、

贫、散、私），培养救国人才，实现民族自强。所谓“公”，就是要“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

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所谓“能”，就是“造成现代能力的学生”。

何为现代能力？“所谓现代能力者，可以两点概括之，即科学知识与民治精神是也。科学

知识，多半由研究各学科及各个人生活习惯中求得之，此须从个别训练入手；其目的在充实各

个人之基本能力，启发其创新思想，发展其生产技能。”（《南开中学一览》）为此，他特别

强调通过教学来帮助学生获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科学素养和科学思维能力。

在张伯苓看来，培养学生能力，最为关键的是要培养其开拓精神、协作意识与创新能力。

这种精神与能力，可以使人开阔视野，振作精神，“可振起吾人对于科学假定之胆量”；这种

精神与能力，可使人团结协作，敢于冒险，可“增高个人独创自信力”“有使团体合作特别巩

固的力量”（《南开中学一览》）。

“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

地位，不致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

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意精神的修养……向深处培，向厚处培……整理中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