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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战奥运，上海阿姨倪夏莲的传奇人生

六次出征奥运会，混双决赛前主动给中国队当陪练，休息的时候喝两口可乐，击球的时候灵活地转身，输球的时候懊恼地跳脚，离场的时候含泪挥手，还有一口亲切的上海闲话……61岁的卢森堡乒乓球运动员、上海籍的乒乓名将倪夏莲，这几天给很多人带来了欢喜与感动。

1983年，第37届世乒赛，倪夏莲取得女子团体和混双两个项目的冠军。这次巴黎赛场上，倪夏莲与孙颖莎的对战，是相隔40年两代世界冠军的交锋，不跨时空，胜跨时空。

2018年，上海通志馆主编“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期间，采访了这位乒坛“常青树”。访谈之后一起用餐，有人点了一道粢饭糕，常年定居海外的倪夏莲两眼放光，直呼：“哎呀！哪能嘎懂我啦！在外面吃不到家乡的味道呀！”同桌人忙将转盘上的粢饭糕端到她跟前：“阿姐，搿盘侪是侬额！（这盘都是你的）”倪夏莲快乐地大笑，充满了感染力。

倪夏莲：乒坛“常青树”

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上海杨浦区一个普通纺织工人的家庭中。1947年，父亲从浙江嵊县到上海谋生，在厂里当翻砂工，靠技术吃饭，朴实无华；母亲心灵手巧，一家四个孩子都穿戴得干净整洁。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是从水泥地上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又在电视里看到乒乓球赛的转播，获得冠军的人简直像英雄一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1970年，我进入上海市控江二村小学，得到启蒙老师郑申康的重视，他认为我是棵苗子，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我当时扔下喜欢的唱歌，一心跟他学打乒乓球，那时我八岁，上二年级，每天早晨6点钟爬起来训练一小时，天冷也不怕。

1973年，我被推荐到江湾少体校。教练有名将池惠芳等，辅导能力很强，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训练时格外刻苦。从内部比赛的成绩看，我在小伙伴中排第二，但教练组嫌我个子矮，技术发挥有局限，就没有要我。我就像是一只在蓝天上飞翔的小鸟，一下子被折断了翅膀。

1976年，我幸运地碰到了教练丁赛祯。她任职市少体校以后，已经不收我们这个年龄组的人了，但她想在上海再看一下，便召集了十人集训十天。第一天，大循环我得第一名；最后一天大循环，我还是第一名。当年的10月27日，我进了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其实，当时我在技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有一股劲，有一种状态。

市少体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大家读书、打球都很好，纪律性非常强，是为上海队和国家队输送后备人才的基地。后来，我将这个模式带到了卢森堡，他们也学了一些。我在这所学校里待了两年，丁赛祯教练怀孕的时候还帮着我训练，比赛时也不放心，这都促进了我技术的提高。

我曾在文化课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成为世界冠军。这件事在少体校广播了，有人认为我有志气，也有人讥笑我说大话，我不为所动，心中默默地产生了一种信念，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因为个子矮，我击球时没有带动腰部和脚的力量，丁指导费了许多的心血才帮我纠正过来，这成为我以后重要的技术之一。

圣地:中国国家队

1978年，上海市举行第六届市运动会。我和高了两届的队友徐莉鸣搭档，代表杨浦区参赛。结果，我俩拿了团体、女双冠军。单打正是我跟她打决赛，我赢了她，共拿了三块金牌。那年我15岁，顺利地进了上海市队（1978年8月14日）。

因为是专业队的体制，我们每天有五小时的技术训练，还有针对性的身体素质训练。我在上海队的教练是杨瑞华，他参加过第25届、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见过大世面，技战术经验丰富。他针对我个子小的问题，专门为我设计了一套战术上灵活多变、技术上结合多变的落点，特别是“小三角”的技术以及适合我的特殊打法。在上海队，我的风格逐渐形成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杨瑞华教练智慧型的创新和训练，就没有后来的我。

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预选赛在南京拉开帷幕，上海队有老将黄锡萍和新秀曹燕华，夺冠呼声很高。队里让我出场参加单打比赛，我以两个3:0战胜黑龙江队的李淑英和削球手田静。八分之一决赛中，我以3:1赢了童玲，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因为童玲已是世界名将，而我是无名小卒。三个月后在天津比赛，我又以3:0赢了她。因为我的出色表现，上海市体委破例将我的工资从49元提到92元，连涨了三级。

同时，国家队的调令也来了。那可是个乒乓球界的“圣地”啊，精英成群，各怀绝技。要在这里站住脚，成为主力队员，如同上天摘星星一样难。我是新来的，身体条件不好，技术也不出众，人又长得不漂亮，还没有一点背景，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越想越恐慌，最终想通了：只有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走好每一个步伐；我要付出更多的汗水，通过更刻苦的训练去感动教练。我把“笨鸟先飞”当成座右铭，每次训练，我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每捡一个球，都是带着小跑，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我常常会从梦中惊醒，“快，接球，球来了”，仿佛手臂还在挥舞。

我虽然好强，但当队里公布参加第36届世乒赛运动员的名单时，我以为自己在全运会上有这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