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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强：中国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应注意八个方面

自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50%，智慧城市理念于同期被广泛吸收与实践。国家部委实施的智慧城市与新型智慧城市试点，有效地激发了地方各级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实施智慧城市策略的主动性。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2016金砖国家智慧城市峰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和2017“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均对智慧城市前景/发展提出预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智慧城市试点最多、试验范围最广和总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总体上面临理论支撑、体制保障、机制创新、技术应用跨界、顶层设计与规划革新、政策法规培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投融资等八大深刻矛盾，在产业城市融合、空间生态体系建设和协同效应发挥等三个方面考量有限，在“四懂一善于”方面较为薄弱（懂城市规律、懂政府管理、懂产业经济、懂信息化和善于跨界），产业项目驱动导出的一次性投资方式亟需升级为“四强”：强可运营（市场化）、强可感知（市民化）、强广泛参与（社会化）和强创新（能扩散）的城市经济引擎，以芯片式的智慧园区，模块化针对性植入到城市，为城市信息化提速、促进产业升级和大数据沉淀、开放大数据在智慧城市应用的路径，逐步构建智慧经济支撑城市总体发展的体系、路径、方式和方法。

纵观我国智慧城市实践，并从促进智慧城市事业化的视角出发，存在理论支撑、体制保障、机制创新、技术应用跨界、顶层设计与规划革新、政策法规培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投融资等八大关键问题。

1、理论探索与支撑不足，制约中国特色智慧城市模式创新

智慧城市，因2012年起的试点而标志性启动，基于信息和通信，将解决信息烟囱与孤岛、应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信息惠民、发展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等，作为推进智慧城市的主要依据，并形成了平台、云、网和中心等标志性配置。有从系统论角度剖析智慧城市，但尚未形成全面完整的脉络链条，制约行业应用创新与实施。智慧城市，作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目前缺乏多学科的集成创新支撑，尚未构建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学科方向，智慧城市事业化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2.3-4.1万亿元，如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投资建设的盲目性、有效性、科学性和实现水平将无法保障。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现代城市理论与方法基本未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当中予以体现，“智慧”尚未在复杂巨系统组织运作中得到逐步的体现，而理论构建直接关系到推进的方式、方法。中国与国外相比有显著差异，推进力度和投入水平远高于国外；但实效效果总体上显著弱于国际先进水平。粗放的技术复制，导致运营总体困难，进而健康的投融资机制无法建立。深度城镇化时期，新城因总量较大而建设节奏趋于调整；城市更新，因空间功能提升、产业升级和投资开发等需要而日趋加速，我国城市新城代谢总体进入“保养”阶段，城市发展驱动力构成与力度与“十二五”显著不同，城镇化率已在平台阶段增长，超大和特大城市数量、人口快速增加；中小城市资源要素配置压力加大，乡镇在特色小镇等政策驱动下，呈现投资建设的窗口期；农村总体宜居、绿色和适老等特点，会形成特定人口的回流。世界宏观经济态势、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为标志的产业升级将加速倒逼结构调整，因“十二五”城镇化而形成的初级增量消费将部分缓冲产业升级。因此，智慧城市，（1）应当在把握住新阶段城市规律的同时，适应产业变化，即坚持产城融合理论；（2）城市作为系统论下的多主体组成，智慧化的努力就是逐步实现多主体新型时空间位置的科学组织布局，促进并加速关键要素的联系、交互、响应和反馈，即空间生态自组织体系的形成；（3）作为应用指向的城市主题创新，在形成有效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导出衍生效应的发挥，跨行业领域多主体间的协同并产生增量经济，即协同经济。因此，产城融合基础上的空间生态自组织与协同经济，能够为现阶段智慧城市理论探索提供支撑。

2、体制保障中牵头主体的多元复杂性，制约顶层设计科学性与实施效能

在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政府和行业主管部委的政策下实施，城市级主要以我国智慧城市推进主要以政府为主体，《国务院关于落实lt;政府工作报告gt;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6]20号）指出，“推进智慧城市，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在省级主要是经济信息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城市级呈现出智慧城市办公室（智慧办）、经信、发改、政府办、政务信息办/电子政务办和建设部门等牵头。2016年新型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提出，对当前城市级牵头部门的变化会产生不确定性。牵头负责总体呈现复杂性：（1）上位多头。国家多个有关部委分别就智慧城市同步推进；（2）各级交叉。国家部委与省级牵头部门；省级牵头部门与市级牵头部门部分存在交叉的现象，尤其是省市两级的发改与经信；（3）三级纺锤形多元。从国家-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