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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制度的特点

私密性是奏折制度最突出的特点

这些奏折经由私人传递渠道，利用当事人的折差，直接将文件交付内廷，防止了

外朝机构的检查或介入。皇帝用朱笔谕批，“朱”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将红色的

批示直接写在这些奏折上，这不同于明朝本章制度下皇帝对大学士的票拟做批示，

奏折制度使得皇帝的控制得到进一步保证。

奏折直接发还，这样具奏人就可以很快看到君主的批示。康熙时奏折制度的特点

是：这是皇帝的私属渠道，数量有限的外省具奏人员，不经常上奏，缺少正规化，

以及皇帝批示简洁。它满足了那个时期的需求：快速、非正式以及秘密奏报，特

别是对于外省可能发生骚动的奏报。但它在随后的雍正职被极大地改变了。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继续使用奏折制度以避开外朝。如同康熙皇帝一样，他强调这一新制度

的保密性，经常称这些文书为密书奏折（简称为密奏或密折），强调它

们的机密性，要求具奏人防止泄密并要他们亲自书写奏折，即便是各省大员的幕

僚也不得援手。

然而在雍正朝，奏折制度变化很大，以加强内廷在中央政府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制度下的文件数量增加很快，雍正朝的十三年与康熙朝最后十三年比较，奏

折数量至少是后者的十倍，从约2500件上升到25000件，这一统计表明了数

量上的根本变化，从奏折数量上看，雍正皇帝是一位十足的工作狂人。

雍正帝回应年羹尧的朱批

这种增加部分是因为一些新的问题被纳入奏折中处理。比如，本章制度要求，上

报任何一个府州县收成情况，必先汇总一省的全部情况。比较起来，使用奏折就

很方便，能够迅速了解一个关键点的情况。雍正朝的一些新问题因本章制度其他

规定所造成的延误，同样可以在奏折制度中得到解决。

雍正皇帝也使用奏折解决不确定和实验性的事情，而这些在外朝处理过程中要么

成为法规，要么遭拒绝，比如有关“火耗银子”的奏报就很典型。正如雍正皇帝

在上谕中承认的，“钱粮之加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关于此的一道上谕认为，

火耗银子的合法性含糊不清，意味着这一问题“只应具折奏闻，或咨部存案，不

应见之本章”，意思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火耗银子问题走正常的外朝渠

道，它的非法性最终会导致征收叫停。

雍正朝的奏折

奏折制度使得雍正皇帝办公更快捷

另一种可能是，如果外朝依常规处理，认可了这样的报告，那么这种临时、暂定

的缴纳很快就会成为“定额”，造成不可淘汰之势。本章制度赋予外朝权力，凡

是皇帝所认可的本章中的政务，外朝都可以定为先例，或是援引其他先例以否决

皇帝心仪的提案。雍正皇帝对此十分反感。奏折制度有助于改变这一情况，通过

将某些事务转入内廷，确保它们能依皇帝所好处理。

雍正时，朝廷也推广了奏折制度，允许更多的官员使用奏折，并鼓励更多地使用。

在京城，允许科道官使用奏折上报皇帝可能不知晓的事情。赋予更多的外省官员

使用奏折的特权，包括文职方面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武职方面的提督、总

兵。但这些特别待遇有些未能如雍正皇帝所愿。许多外省官员受上司威慑，极少

使用奏折以绕开那些负责他们业务并荐举他们升迁的上司官员。即便如此，奏折

制度的推广使用让更多的外省官员加入这一网络，从而强化了内廷。

内廷

在雍正朝，奏折制度也通过加强使用某些种类的文件得以强化：京官的议覆奏折

和一种新的上谕形式：廷寄（或称字寄）。它们的使用确保了对奏折的处理局限

于内廷，从而提升了内廷的保密性。随着新制度的推广，发展出了关于京内外官

员奏折的档册以及抄录的副本即录副奏折，将现在由皇帝处理的大量公文条理化；

也出现了大量的新档案系列（基本上是备份文件的档册），开始时主要用满文

书写，到雍正末年，这些满文档册有一百多册。后来，《平定准噶尔方略》就是

在内廷的监管之下编纂的，这些档册被仔细翻阅并加以利用，作为研究雍正朝这

部分历史的主要根据。

文件数目增加标志着政务激增，这是雍正皇帝设置新的组织和人员，来处理当时

已吞没了内廷的大量文牍的部分原因。雍正皇帝将从康熙皇帝那里接手的奏事太

监转变为接收奏折的新机构：奏事处。外奏事处由官员负责，内奏事处由太监负

责。两个新的非正式机构：内廷代理人和办理军需大臣，部分责任就是阅览某些

奏折并撰拟批示意见。

外朝

雍正皇帝注意到这一秘密制度可以用来达到他的许多目标。在他的统治下，康熙

时用于外省奏报的新的、相对简单的通信方式变成了保存内廷秘密的精妙工具，

雍正皇帝借此介入内廷管理，便于他主导政策制定过程，而且通过朱批这样一种

私人联络方式，可以培植外省官员。

奏折制度因此实现了雍正皇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