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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为儿女工作行贿案例

当前，受贿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伙同受贿的情

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没有较全面的规定，

存在一定的漏洞，给犯罪者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的困难

和被动局面。例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并不亲自接受贿赂，而指使其

亲属出面收受贿赂，由自己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一旦案发，便藉其本人未收

受财物或本人不知道为由逃避法律制裁；也有的是亲属经国家工作人员授意后主

动向他人索要财物，而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作为交易条件，国家工作人员的亲

属虽然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但因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能单独认定为

受贿罪。此种情况充分说明立法的疏漏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从理论

上探明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受贿的法律责任并依法对此种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不仅

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大有裨益，而且对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信誉、促进反腐

败斗争的深入开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司法界和法学界对国家工作人员亲属能否构成受贿罪存在着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第385条、第386条和第388条的规定，作为

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在任何时候都不能

构成受贿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可以成为受贿

罪的共犯，而不受国家工作人员亲属本身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限制。第三

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指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还

包括利用第三人（在主观上缺乏共同故意，而客观上起了帮助作用的人）职务上

的便利，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亲属以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使

职权为他人办事的情况，背着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索贿，如亲属也具有国家工

作人员身份，可以单独构成受贿罪。[①]通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如本身系

公职身份，且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同时又利用了这种职务上

的制约关系受贿，则亲属可单独构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如在国家工作人

员构成受贿罪的前提下参与受贿的，则构成受贿共犯。笔者对此观点没有异议，

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参与受贿的案件中，在何种情况下亲属能够构成共犯，

亲属背着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是否单独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构成何罪等

具体问题，目前鲜有论著，相关司法解释尚未明确，实务中对这些问题的认定上

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笔者欲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况

在刑法理论上，受贿犯罪是身份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要件。

但是按照我国共同犯罪理论，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可以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

罪共犯，即只要二者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共同受贿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是共同犯

罪。

（一）对共同故意的认识

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故意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利用国家工

作人员职权，分工合作，收受请托人贿赂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故意包括直接故

意和间接故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国家工作人员大都经验丰

富、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往往事先与亲属商量好应付侦查的对策，因此要查

明二者之间是否确存在共同受贿的故意，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家工作人员为了逃

避罪责，往往佯称不知，而将一切推给亲属；亲属为了使国家工作人员免受法律

追究，往往谎称是自己私下收受财物，为国家工作人员开脱罪责。结果侦查机关

往往由于无法认定二者的共同故意而无法对任何一方追究刑事责任，最多按党纪

政纪处理了事。可见，办案人员希望仅仅通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亲属的口供来认

定二者是否存在共同故意是不足取的，此时，需要司法人员用明察暗访、合理分

析的本领运用证据击破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能轻易放纵犯罪。

笔者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探求二者之间的

共同故意，以解决这一实践中的难题。因为人们的主观思想总是会外化为某些客

观行为，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客观行为的分析来认定认定二者

是否具有主观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可以以下四个方面来认定：

第一，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亲属收受他人贿赂的态度分析，国家工作人员主

观上如果也和其亲属一样具有贪财图利的想法，在行动上就会表现为：精心谋划、

积极怂恿或是心照不宣地默许其亲属受贿。对于前种国家工作人员持主动态度的

情况，二者的主观故意比较容易认定，故本文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对于后种情况，

在实践中认定比较复杂，例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