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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借鉴意义

摘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详细规定了反腐的预防机制、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

以及资产的追回机制，对我国反腐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通过建立预防

性反腐机构、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利益冲突避免机制、做好政务公开、提高反腐工

作的社会参与度等措施加强对腐败的预防；通过修订和完善刑法、完善证人制度和加大制裁

力度等措施确保腐败犯罪分子受到与其所犯罪行严重性相当的制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落

实金融实名制和加大对洗钱与窝赃的打击力度等措施降低腐败收益；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协

定加强国际合作，做好对犯罪分子的引渡工作和犯罪所得的追回工作。

关键词：反腐；预防；执法；国际合作

腐败破坏民主体制和社会正义，危害可持续发展和法治，对社会稳定与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有鉴于此，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要求各缔约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打击腐败。《公约》所规定的腐败预防机制、定罪与执法

机制、国际合作机制以及资产追回机制对我国反腐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预防机制

为了有效预防腐败，《公约》要求建立专门的预防性反腐机构。根据《公约》第六条，

各国应确保设有一个或酌情设有多个机构负责实施、监督和协调反腐政策，积累和传播预防

腐败的知识，并且必须赋予上述机构必要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不正当

的影响。此外，还必须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专职工作人员，并为这些工作人员履行职能提供必

要的培训。同时，考虑到司法机关独立以及它在反腐败方面的关键作用，《公约》第十一条

规定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加强司法机关人员的廉政，防止司法腐败。表面

看来，当前我国设立的反腐机构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察院内设的反

贪污贿赂局以及政府系统的行政监察部门，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反腐组织。但从实际运行情

况看，各地纪委机关和监察部门往往采取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运

行体制，从而在事实上形成纪检监察与反贪污贿赂局双头并进的反腐模式。反贪污贿赂局主

要负责对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12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进行侦查，而纪检监察部

门对于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为都可以进行干涉，相比较而言，后者

所管辖的范围更广。但是，上述机构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始终缺乏权威机构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在分工配合过程中容易出现多头管理和监控盲区并存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建立一个隶属

于全国人大的反腐机构专门负责反腐工作，以保证其权威性和独立性。

《公约》第七条要求完善完善公务人员招聘、雇用、留用、晋升和退休等制度，特别是

完善甄选制度、薪酬制度以及防止利益冲突机制。在公务人员的招录过程中，《公约》提出

了效率、特长和才能等用人原则和适当的甄选规则，防止招录过程随意性过大的问题，避免

权力人士过度操纵招录过程。同时，对于特别容易发生腐败的公共职位的人员，《公约》规

定应酌情对这类人员实行轮岗，避免这类人员和相关人士发生串联，降低集团腐败发生的可

能性。对于公务人员的薪资待遇，《公约》没有使用高薪养廉的提法，而是代之以充分的报

酬和公平的薪资标准，并指出必须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笔者以为，充分的报酬应足以保证公

务人员衣食无忧，而公平的薪资标准则应做到薪酬待遇与公务人员的贡献相对称，这又包括

外部公平和内部公平两层含义：外部公平是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务人员队伍，内部公平

则必须消除公务人员因内心的不平衡感而滥用职权。总体而言，薪酬制度必须具有充分的竞

争性和公平性，同时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公约》第八条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避免利益冲突机制，要求公职人员在从事可能与其

职务发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外活动时必须申报。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公务人员作为或不作为引

起的私人利益与其公职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是由于公务人员具有普通公民和公

务人员的双重身份所引起的冲突。必须指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理性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公民获得公职就有所改变。如果不对公务人员的自利倾向加以限制，他就

可能利用公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因此，防止利益冲突历来被视为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1]

为了更好规避利益冲突，公务人员不得利用其职务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取个人利益，禁止有

潜在利益冲突的任何兼职，在可能发生公务和个人利益冲突时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在公务

人员离开公共部门后，他仍可以利用与原职位相关的关系谋取个人利益，同样可能给公共利

益造成损害。因此，《公约》第十二条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