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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与时代内容

作者：高锐

来源：《中国美术》2023年第05期

摘要[]胡蛮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理论家与批评家，在延安时期撰写并发表了

《欧化的中国美术之批判》《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等一系列美术理论与批评文章，积极介

绍国外的美术经验，系统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美术活动的成就，阐释了自己的美术理论与批评

主张。他立足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革命语境，就当时美术创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展开批

评，极力强调美术的民族形式与时代内容，主张建立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华民族“新美术”，致

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对延安时期民族革命美术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关键[词]延安时期胡蛮民族化大众化“新美术”

胡蛮（1904—1986），原名王钧初，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家与批评家，曾用笔名王弘、罗

思、祜曼等。延安时期，胡蛮撰写并发表了《中国美术上底“文艺复兴”》《抗战以来的美术运

动》《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欧化的中国美术之批判》《鲁艺二周年纪念会中的美术展

览》《解放区的木刻——新年木展后记》等一系列美术理论与批评文章，介绍国外美术行业的

建设经验，梳理中国美术理论的发展历程。他立足延安时期民族革命的时代语境，系统总结中

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美术成就，就彼时美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批评，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学界关于胡蛮美术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美术史》这一

著作，而忽略了散落在延安时期报刊中的美术理论与批评文章。事实上，当我们细读延安时期

胡蛮的美术理论与批评文章，可以发现其在延安时期积极响应时代号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与方法开展美术批评，致力于建构民族化、大众化的民族“新美术”，而这不仅对延安时期的

美术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民族革命美术的发展颇具价值。因此，探究延安时期胡

蛮的美术理论对拓展胡蛮的研究视域、深化延安文艺的研究颇具意义。

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得抗日救亡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诉求。

延安作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枢，吸引了全国各地有志于民族救亡的杰出艺术人才。他们本着

“艺术救国”的信念，将民族艺术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积极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艺术活动，

试图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来唤起民众的家国意识，使民众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浪潮。美术

因其直观的艺术特性，成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激发民众民族认同感的有效手段。受20世纪

30年代“全盘西化”式激进文化思潮的影响，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也出现了全面效仿西方现代派

绘画的风潮。据江丰回忆，1941年，延安鲁艺美术研究室的个别同志公然主张“革命的新美術

也应该学习和仿效西欧现代派绘画”，并“醉心于马蒂斯、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派绘画，特别欣

赏其色彩、线条所构成的画面形式美”[1]。美术上这种“全盘西化”的论调导致一部分美术家在

创作上极力效仿西方现代派美术，只注重美术的形式技巧，致使美术创作严重偏离了抗日战争

的现实语境，“把中国人都刻成了和外国人一样的面貌”，“缺少了中国人的灵魂”[2]。针对美术

创作领域的这种论调与创作倾向，胡蛮在美术领域表示了公开反对。

一方面，他推崇、赞赏国外反对“形式主义”的美术家。延安时期，胡蛮介绍了国外一些反

对“形式主义”的美术家及他们的美术创作思想。在《纪念巴黎公社的艺术家果尔培》（按：

“果尔培”今译“库尔贝”）一文中，他极力称赞法国艺术家库尔贝，指出库尔贝在美术创作上极

力反对理想主义、宗派主义和模仿主义，“向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宣战”，并认为巴尔

扎克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遗产是库尔贝“建立绘画上的现实主义底技术因素”。同时，他还称赞

库尔贝的画作《石匠》是“描写现实社会中劳动者生活，打破形式主义的划时代的杰作”[3]。在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画》中，他极力赞扬俄罗斯诗人、画家马雅可夫斯基，指出马雅可夫斯

基艺术成功的秘诀“是由于正视现实‘’——工农社会现实生活给予他以创作的源泉”，并认为马

雅可夫斯基的绘画“抛弃了形式主义，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为革命的人

民艺术开阔了新道路”[4]。在《列平的艺术》一文中，胡蛮歌赞俄罗斯艺术家列平（即列宾）

的绘画是“现实社会黑暗面之描写”，“他的写实手法之酷似真实”[5]。

另一方面，他公开批评美术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1941年，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

会在延安军人俱乐部展出了力群、焦星河、古元、刘岘等人的木刻作品。胡蛮以本次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