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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与重要他人亲密度和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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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浩钊杨美珺邓子豪胡宇翔

摘要：为了探讨大学生与重要他人亲密度和人际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对323名广州地区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经SPSS分析发现大学生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度能正向预测人际信任;大学生的生源地、情感状况与人际信任程度并无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与人际信任水平有显著差异。因此结论为大学生与重要他人亲密度和人际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大学生;重要他人;亲密度;人际信任

一、引言

（一）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或群体承认另一个人的言辞、承诺、口头或书面的称述为一种可靠的、概括化的期望。信任是人与人建立可靠关系的基石，也是社会得以良好运作发展的必要因素。田可新、王秀梅等人（2005）指出人际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好坏[1]。田可新、唐茂芹、王秀梅等人（2005）认为人际信任度越高则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2]。可以看得出来人际信任度的高低对大学生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目前，关于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有非常多的讨论与研究。例如，张璐（2014）研究发现大学生父亲在位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相关，且与父亲的身体互动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3]。而陈翔（2017）在研究中却发现血缘关系不再是决定人际信任模式的决定因素[4]。张静、王欢（2016）认为网络内容和个人是影响其人际信任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其中网络内容的重要性与可靠性及个体认知能力会直接影响他人对个人可信任度的判断[5]。贾烜（2016）指出人格特征、认知方式、情绪状态、社会交往经验、个人资本五个方面是影响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因素[6]。

（二）重要他人与亲密度

“重要他人”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Mead，1934）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类群体中的那个“他人”，会通过其态度、语言、动作姿态等方面去使个体发生反应，并对个体产生影响，以此使得个体采取“他人”的态度，或使个体扮演“他人”的角色。与此同时，个体的行为、反应等也相应地对他人产生影响[7]。目前，对“重要他人”虽没有一个准确和统一的定义，但是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定义我们可以把“重要他人”理解为父母、老师、朋友、甚至是明星、偶像。张玲（2002）认为小学生的重要他人主要有父母、老师和同伴，他们对小学生生活技能的社会化、行为规范的社会化、生活目标的社会化和人格特质的社会化进程等有重大的影响[8]。刘献君（1996）指出“教学环节、教学人员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9]。可见重要他人对我们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家庭亲密度”最早由奥尔森（Olson，1986）定义，他认为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的情感粘合度，或者可以理解为家庭成员相互依赖以及在家庭系统中被接纳的程度。郭馨远（2016）研究中得出“大学生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实际家庭亲密度、适应性能正向预测人际信任”[10]。然而一个家庭里面可以有很多他人却不一定有重要他人，与家庭亲密度高也并不意味着与重要他人亲密度高，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发掘与重要他人亲密度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而本研究所采取的“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度”则是指和重要他人的情感粘合、情感联系程度。

（三）研究目的与假设

从相关的研究来看虽然对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非常多，但没有谈及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度是否对个体人际信任方面产生影响，所以本研究将从大学生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度上入手探讨对人际信任造成的影响。而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大学生与重要他人亲密度和人际信任存在相关。因此，本研究假设大学生与重要他人亲密度和人际信任程度的相关性。

二、方法

（一）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在校大学生。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派发问卷，回收经剔除（剔除所有答案一致的以及极端值）后共有323份有效数据。占数据主要部份的是广东培正学院144份，其次有广东工业大学47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44份、华南理工大学25份。男生132人，女生191人;大一21人，大二73人，大三215人，大四14人。

（二）工具

1.自我涵盖他人量表（InclusionofOtherintheSelfScale，IOS）

对大学生的重要他人的评定采用Aron和Smollan（1991）编制的自我涵盖他人量表（InclusionofOtherintheSelfScale）。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3，并且具有较好的信度。量表由七对重叠程度逐渐增加的双圆组成，双圆重合程度越大说明自己和该对象越亲密。

2.实际亲密度测量量表

对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度的评定采用实际亲密度测量量表，该量表是由劳（Lau，2005）所编制的中国人人际关系量表中的子量表。该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為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