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极端性别对立现象对高职学生婚育观的影响研究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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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极端性别对立现象对高职学生婚育观的影响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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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性别对立;高职;研究设计

2016年5月18日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先进表彰会上做出重要指示：“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发挥好计生协组织作用，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落实，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相关监测亦显示，中国今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呈现走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现出长期下降趋势，与之伴随的是近年来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日益凸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力供给减少一方面源自劳动年龄人口的直接减少，从2010年开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来自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劳动参与率下降，2010年的劳动参与率比2000年下降了0.2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7699万人，占总人口的12.6%。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高达近30%，远高于瑞典、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探究生育率走低背后的原因及处理办法已是当务之急，大学生作为即将步入婚姻的群体，其婚育观对未来生育率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高职学生由于其独立思考能力不足容易偏听偏信，易被煽动的特质，笔者在日常教学与学生工作中发现由于受到当前互联网上极端性别对立现象的影响，许多女性学生存在一定的“恐婚”、“恐育”、“厌男”情绪，这直接导致了其恋爱意愿的降低。并且由于此类极端性别对立现象形成了相当激烈舆论对立，一系列对男性侮辱性的蔑称在网上传播，许多男性学生在此舆论影响下产生反向的单身意愿，因此大学生群体的恋爱意愿进一步降低。

在此现状下，从传播学角度对网络极端性别对立思想对当代高职学生婚育观进行效果研究、对学生对网络极端性别对立言论进行认可度研究和如何在学校教育中扭转此种对立进行对策研究已具有强烈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一、文献综述

通过知网、万方等学术搜索引擎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我国大量学者从经济发展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生育率持续走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部分学者从女性面临的工作环境、社会观念和子女养育负担等角度展开讨论。如《婚姻推遲、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李月，2021）中说到“2011年以来我国全球化进程持续加深，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城镇化快速发展，女性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各地房价也普遍持续快速上涨。伴随着这些发展，群众婚育观念发生显著转变，生育养育成本也不断提升，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导致了女性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现象”但除了此类传统因素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率的影响也渐渐的被众多学者提及，他们普遍认为互联网使用对生育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如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李飚，2021）中，作者通过定量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生育率的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对城市居民、高学历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中国互联网使用与生育率之间的关联性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

性别平等与女性主义一直是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的热点，这也反映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里必须对性别平等和网络上的极端性别对立进行区分，极端性别对立指的是并非为追求性别平等考虑而是为追求自身性别利益的、带着极端对立情绪的一种现象。网络极端性别对立现象是一个近年兴起的舆论现象，也有部分学者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发现了此现象的危害，如在《互联网性别对立境况形成原因研究——以杨笠事件和丁真事件为例》中作者指出“线上针对性别议题的极端对立可能会严重影响线下的正常交往。对于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构建自我认知的“网生一代”来说，在拟态环境中被煽动的情绪延伸至线下，从而危害正常社会生活，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刘观玉，2021）。从文献中不难发现，当前生育率下降与互联网极端的性别对立思潮塑造了一个所谓的男女极不平等的对立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针对极端性别对立现象有学者描述到：“网络环境中关于性别的讨论本来就是一个敏感话题，网民情绪在大环境中更容易被影响，极端女权和反女权主义者甚至以“田园女权”“直男癌”这种充斥着讽刺意味的词来定义对方。”（张纳瑞，2020）。但是在针对性别极端对立现象对学生影响的研究当前还属空缺，在研究性别对学生教育影响中学者们近些年还将目光较为集中于性别对立现象上。

综上所述，当前针对互联网极端性别对立现象对高职学生婚育观的风险研究尚属一个空缺领域，因此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