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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辉煌发展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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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海无涯苦求索，戮力同心治科学——告别编辑生涯，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李若飞：李院长好，您大概是在1986年9月开始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主持了全国艺术科学“八五”、“九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这段时间，也是我国新时期艺术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管理者和重大项目的主持者，见证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奠基和发展，今天，我想针对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这段时间的工作做一次访谈。[HT5”，5H]李希凡：我是1986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代管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化部老部长周巍峙同志，我去艺研院时，他已退休了。当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都是文化部的老部长如林默涵、陈荒煤和文艺界的老领导如张庚同志等。办公室还有一个工作班子，由艺研院代管，我做常务副组长，组长还是请老部长周巍峙同志来担任。因为他在职时一直领导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工作很细致、很周到，他在文化部时也一直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仍做组长，有很多便利，各部门的沟通也容易，方便到各地去挑选人，有利于吁请各省领导人关心这项工作，我们也陪他去过新疆，后来海南和广东分开了，海南成为一个省了，集成志书的工作也要独立出来，起步比较晚，因为我和当时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同志比较熟悉，去过一次，促他们尽快启动。我主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常务工作，办公室主任是由艺研院副院长薛若琳兼任，也是小组成员。那段时间的项目经费，也是由艺研院代管。当时，我在艺研院虽主持院务工作，但分工只管科研与外事。行政、财务由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刘颖南分管。到了20世纪90年代，项目经费出现了亏空，我只负责签付每一卷付印的经费，我不懂财务，院里也过的是穷日子。艺研院经费是国家科委直接拨款，“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是财政部全额拨款，最后经费缺口太大，弥补不上，后来查出，因为两笔经费都是艺研院财务处管理把集成的经费作奖金发了。经费虽然不属我管，我却是艺研院和规划办的常务负责人，我只得向周巍峙同志检讨，文化部后来就收回了艺研院的代管权，规划办公室也独立出去调到文化部去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本是一项抢救民族民间艺术遗产的规划，应该说是老一代文艺家，特别是延安的老一代文艺家们提出的，他们十分珍视这些民间的、民族的“无形文化财产”，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最初发起时，在民族民间以及老艺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从县到省里选辑成卷。其实，我们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先生，当年给瞎子阿炳《二泉映月》录音，也就是一种抢救，因为录音后不久，阿炳就去世了，现在原始录音还在，但是，那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录音非常粗糙，用杨先生自己的话说：“头一段，短一块”。如果当时没有留下这个原始资料，《二泉映月》也会成了今天听不到的阿炳的“绝唱”了。因为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是一段轶话、一段佳话。这些老音乐家们，都是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他们大多是关于音乐集成方面的总主编，年纪都已经很大了，但是最初都是直接参加这项工作的。我来的时候，他们都还健在，还在工作。[HT5”，5H]李若飞：“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历时30年，凝聚了全国数万文化工作者智慧和心血，4.5亿字、298部省卷、450册，2009年已经全部出版，为我国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HT5”，5H]李希凡：“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1979年，还没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到了1983年才确定设立。1986年我去任职时，只有两项国家课题在进行中：一个是重大项目“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一个是王朝闻同志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是重点项目。这两项都有经费支出，但是全国还尚未开展艺术科研规划项目的评审工作。张庚、郭汉城同志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都没有赶上规划立项，这两项课题都是院里临时立项，由艺研院科研经费支付，艺研院当时一年仅有40万的科研经费。[HT5”，5H]李若飞：现在很多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带有职称、学术荣誉等方面的功利性，那时有没有这个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项目也不多，类型也很单一，项目资助经费是怎么处理的？项目立项是怎样进行评审的？艺术学科后来为什么改成了艺术科学？[HT5”，5H]李希凡：那时没有那样的功利考虑，靠的是权威性。像“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各个艺术种类的总主编，是各自学术圈子里面的权威，也是学问做的最扎实的学者，是无私的奉献，并无报酬。“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美术史”，这两个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代管，经费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每年申请经费都拨，最初拨多少没有规定拨款上限，依据上报的数目酌情拨款。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史”已无国家拨款，只能由院经费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