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主义的观念设计.docx

?

?

格调主义的观念设计

?

?

李建春

当代诗中的许多观念表现都可以在艺术现象中找到对应物。非非主义、下半身和垃圾派是一种行为艺术：“诗到语言为止”、“反隐喻”等主张可以类比于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中型诗的某些写法有点像波普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行为诗歌的对抗性和表演特征毋须分析。象征、隐喻因与历史文化的惯性或外来语法的影响有关，被剔除掉，以尽可能干涩的语言为身体去蔽，强调单调，表达无聊，这与极简主义相似。中型诗的时间拼贴像波普艺术，在场感和语速控制让人想起抽象表现主义的作画过程。问题在于观念和落实观念的方式是否跟得上生活变化。上世纪末的诗人们面临八九后的稳定和高速的商业化，对抗和自救是主题：以悬空的生命时间抗拒现实差异，拒绝公共符号，堆积生存臆想，谋求个人语言自治的幻觉；或把受挫感转嫁于对诗人身份的过时想象，蔑视落伍的理想，通过自渎和自咒把愤怒渲泻出来，甚至极端地自弃人性，以自溺于垃圾现实的方式弄污假想敌，弃绝拯救的可能性。

本世纪初，基本现实依然延续，压力和沉闷感并没有减轻，甚至还在加强。但由于商业社会相对成熟和网络出现，资讯、交往和游乐机会为生活留出了一块飞地，做涸泽之鲋还是有一定的快乐的，所以心态与上一个十年相比要安定得多，不大有被陌生的商业化所抛弃的焦虑感。当代诗坛早已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荣辱观。从家园幻觉中重新出走一部分诗人原本可贵的关怀意识在这种荣辱观中已很难找到地位了。一部分诗人明显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划清了界线，崇尚学院格调、享乐主义、犬儒情绪、雾化现实的絮语和复古的修辞兴趣，自信地放逐了以现实主义人道关怀为主要内涵的批判传统。本文拟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格调主义”。

作为“格调派”的主要发言人，臧棣主张，毋须反映、批判或见证，诗发生于语言内部，是特定的家族传统决定了特定的写作。在文学与生活这一对常常被反映论者提及的关系中，极而言之，不是文学模仿了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文学。必须尊重语言的自律性，历史、政治、批判、正义之类的要求如果还有必要的话，也必须内化为诗性的语言，以近于隐语的方式进行回应。“新纯诗”、“历史个人化”等大概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这个观念大有来头。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到曼德尔斯塔姆“《神曲》从一个词开始自动生成”的伟大论断，再到罗兰·巴特、德里达。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在“甩脱了思想的歌声”中见证了苦难，从最好的方面说，诗的尊严即在于此。事实上，臧棣更倾心于为当代汉语建立一套超越了见证焦虑的范式。对于他来说，语言，与其说是表达工具，不如说是享乐的器官。这一类主张无疑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多产的诗人，但是也把他在诗坛内外树为一个批评的靶子，“伪诗术”、“缺乏生活”、“与体制共谋”等等指责声不绝于耳。“格调主义”在“政治正确”的新左派话语中，的确具有难以下咽的异质性。就写作不一定得承担历史重负和道德使命来说，显然他是对的。但是游戏，或者说自治性的语言生活在传统和现实的压力下又不得不是过分严肃、清高的。

臧棣似乎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语言观，认为即使没有任何道德律令的压力，语言游戏也会自动地、合目的地抵达与之对称的另一极：生活、真实、正义等等。臧棣更以“异质性”的名义，否决了合目的的“同一性”。即使诗人有强烈的道德诉求，在实际写作中也应该先把道德感悬置起来。技术地看，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吗?不，甚至可以说是惟一可行的操作方式。但是又有极大的迷惑性。因为他以语言的逻辑取代了生活的逻辑，道德律令的先验性如果不转化为经验的自觉性就不可能自动地赋有真正的道德感。这个如果说不是错误地表述至少也是被阉割地表述的语言观可能还是造成当代诗歌许多恶劣倾向的认识论根源。为什么这样说昵?首先，即使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写作还大量地存在，却不见有清晰的表述，将“道德”这个在中国现代传统中一直占主流地位的、极为严肃的课题从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空泛的人文关怀话语中剥离出来，融入虽然潜藏在现代主义以来的文本内部、在话语中却被过分边缘化的现代性诗学。尽管臧棣含糊地声称他们的写作当然具有道德感和历史感，但我并没有见到理论上有明确的描述(“历史个人化”吗)。我想即使有，也被更响亮的对“道德论”的讽刺等抵消了。当然，具体地分析任何一首成功的诗并指出作者缺乏道德感或现实感是困难的(如果此类批评拥有持续不断的低语应和，就值得认真对待)，这并不妨碍我批评上述观念事实上造成了一种道德缺席的氛围。我不认为臧棣本人应该对以下忧虑负责，尽管这些已经在现状中得到印证：那么，一种真正地道德缺席的语言游戏能够给阅读提供道德感的愉悦吗?道德感从何而来?——是从生活或语言游戏的严肃性中，诗人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体验到道德地生活和写作的必要，意识到道德感受是生命和幸福的真实根基，也就是说，他已成长到这一步，自觉地接受了道德律令的支配。生活的快乐源于此，语言的快乐亦源于此。或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