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重大转折会议的比较研究-以遵义会议与俄界会议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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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重大转折会议的比较研究

以遵义会议与俄界会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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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湖南韶山411301）

[摘要]遵义会议与俄界会议在召开背景、会议内容、作用意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关键转折点上召开的重要会议，都针对重大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都起到了挽救危局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同点：遵义会议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行动问题，推进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胜利会师。俄界会议则揭开了公开批判张国焘的盖子，但在张国焘的问题上仍留有余地，最后造成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局面。

[关键词]俄界会议；遵义会议；转折点；长征

[中图分类号]A84()A[]1001-8999(2014)04-0109-06

[收稿日期]2014-05-07

[作者简介]王健（1980-），男，湖南岳阳人，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研究室主任，图书馆员，法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图书馆研究。

遵义会议和俄界会议都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极具重大战略意义的政治局会议。本文所以从对比角度来探讨遵义会议与俄界会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遵义会议召开于长征初期，俄界会议召开于长征末期，都在长征史上有着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对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二是以往对俄界会议的研究多是围绕会议本身，围绕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研究，采取会议与会议对比的方式进行研究的还不多。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些许尝试。

一、两次历史转折时期会议的相同点

1．从会议召开的缘由背景来看，这两次会议都是在党中央和红军处于关键转折点时召开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密切相关。在此之前，1931年1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性质的错误使得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中央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长征途中，博古、李德等人继续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发展，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处处被动挨打，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引起广大红军将士的强烈不满，对中央的军事领导也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很多高级干部，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层。因此，为了解决军事上、组织上特别是军事上的错误路线问题，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俄界会议召开的背景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对于以后红军的战略方向，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党中央依据形势发展，提出了“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向北移动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则仗着其所掌握的红四方面军兵多马壮，个人野心不断膨胀，提出了“川甘康计划”和“西进计划”。此后，为求得一致意见，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不断试图说服张国焘。但张国焘始终抵制中央的正确决定。特别是到了巴西会议，发展到给陈昌浩发出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在这种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率右路军一、三军团迅速北上，脱离了险境，于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2．从会议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两次会议都针对重大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先看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争论焦点是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这场争论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依据国情选择革命道路过程中如何实现马克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能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只会照搬书本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当时“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缘来已久。一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影响，一是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而后者“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们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却“始终秘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处处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

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