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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的认知情绪调节对同伴依恋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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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历：硕士（现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在读博士），职务：讲师，职称：中级，专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现从事研究领域：青少年社会性发展。

摘要：采用整群取样方法对377名流动儿童和218名本地儿童实施问卷调查，考察同伴依恋与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结果发现：（1）流动儿童的同伴信任和沟通得分显著低于本地儿童；（2）流动儿童的积极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得分均略低于本地儿童；（3）流动儿童中男生的认知情绪调节能力高于女生；（4）积极认知情绪调节与同伴依恋显著正相关，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在本地儿童中与同伴依恋显著负相关，在流动儿童中只与同伴疏离维度显著负相关；（5）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在“流动性”与同伴依恋的信任、沟通两个维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情绪调节中的积极策略对流动儿童与同伴建立良性的情感联系至关重要。

关键词：流动儿童同伴依恋认知情绪调节中介效应

1.引言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18岁以下流动儿童已高达3800万，家庭的流动使得他们经历着“畸形社会化”的过程，不利于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同伴关系[1][2]。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行为特征和社会认知是影响同伴关系的主要因素，其中，情绪调节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3]-[6]。Gross（1998）[7]的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的抑制策略会对社会沟通和互动产生消极的影响，而认知重评则会带来积极影响。从双向选择的友谊关系来看，处境不利儿童较差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可能使他们在广泛建立友谊和维持友谊关系上面临很大的困难[8]。

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研究[9]。而认知情绪调节属于“情绪调节”的认知应对范畴，考察个体采用认知策略处理负性情绪的影响[10]，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说是缓和流动儿童不良环境影响的一种弹性力量。对于流动儿童来说，流动性所造成的与同伴的物理距离和联系是很难改变的，我们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入手，探讨认知情绪调节与同伴依恋的相互关系，进而寻找拉近他们与同伴心理距离的方法，这对于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2.研究方法

2.1被试

对杭州和宁波市三所民工子弟学校和两所普通中学共595名初一到初三学生进行调查，包括流动儿童377人和本地儿童218人，平均年龄14.77岁。被试分布如表1。

2.2研究工具

2.2.1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Garnefski等人（2001）[10]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Garnefski,Kraaij,Spinhoven,2001)，共36个项目。包括9个分量表，分别为：自我批评（Selfblame）、接受（Acceptance）、反思（Rumination）、重新积极关注（Positiverefocusing）、重新计划（Refocusonplanning）、积极重新评价（Positivereappraising）、转换角度思考（Puttingintoperspective）、灾难化（Catastrophizing）、责难他人（Blamingothers），已经在各种文化下试用被证实有良好的信效度。我们在本研究中使用该问卷得到了Garnefski研究小组的许可。在对其进行互译的基础上，通过预试根据项目分析的结果编制正式问卷。采用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最大方差旋转法，限定生成2个因子，剔除因素负荷小于0.3以及在两个因子中负荷接近的项目。结果，因子1包括20个项目，因素负荷为0.61-0.36，根据项目涵义定义为积极调节，主要包括自我批评、接受、反思、重新积极关注、重新计划和积极重新评价等维度的项目；因子2包括14个项目，因素负荷为0.67-0.31，定义为消极调节，主要包括转换角度思考、灾难化、责难他人等维度的项目。两个因子对总变异的累积解释率约为27.3%。KMO和Bartlett检验表明采样充足度为0.86，显著度小于0.001。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0.85。在结果分析时，分别计算两个因子的平均分作为结果分析的基本单元。

2.2.2同伴依恋问卷

该问卷由包克冰等人在Armsen和Greenberg的英文版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InventoryofParentandPeerAttachment）的基础上编译而成[11]，包括相互信任、沟通质量以及愤怒与疏离三个维度，共25题。问卷采用5点量表，从（1）“从不这样”到（5）“总是这样”。

2.3研究程序

本研究主试主要是具备扎实的调研统计背景的社工专业高年级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团体施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