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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金锁记》中女性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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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安玉翟晓甜

摘要：张爱玲具有女性写作的自觉性，她通过塑造曹七巧、葛薇龙、白流苏等挣扎于物欲与情欲之中的女性形象，向读者揭露了传统宗法制男权体系下女性失语的生存困境。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性是传统宗法制男权体系的受害者，她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被当做商品来交易、本能的天性被长期压抑。更悲剧的是，在两千多年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封建思想和制度的长久压制下，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渐渐被扭曲、被同化，成为了传统宗法制男权体系的维护者。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向读者展示女性由男权体系的受害者转向男权体系的维护者这样死循环的生存困境。

關键词：女性;生存困境;男权体系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性别”一词是在社会文化这个语境下产生的。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性别是人后天在人的社会性影响下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女性生活在封建宗法男权制度下，这个制度要求女性“女子无才便是德”，规定女性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不能算做真正的独立个体，她们常常被当做男性的私有财产进行交易，并且一直处于失语的边缘处境，无法真正表达自己被压制、被扭曲的委屈和愤怒。波伏娃指出，男权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男人发明的，并且通过文字、法典等所谓文明形式将男权构建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一切男权社会下，男权统治者规定着语言文字、法律制度、生产分工和价值准则，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女性只能处于被评论、被塑造的困境。张爱玲十分关注女性处境，一方面，张爱玲的贵族家庭让她深切体会到传统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张爱玲也深受母亲自由开放的影响，不甘心困于腐朽的落寞家庭中，她反抗父亲求学香港，回归上海自力更生。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发声，使得长久被困于传统宗法男权体系下的女性终于有了灵与肉，并发出了呐喊。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在呐喊与控诉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扭曲与同化。张爱玲是带着一种理解和悲悯来看待曹七巧的，理解她身不由己的生存困境，就像《金锁记》中赵嬷嬷说：“你们懂得什么！”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悲悯。

一、男权体系的受害者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对男性强烈的依赖性。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男权社会体系将女性放置在从属于男性的边缘位置，女性无法接受教育，无法从事有薪劳动，甚至不被允许拥有财产。物质财富是每一个人必需的生存资源，当女性被系统性地剥夺了独立的经济资源时，她们所能做的只有将自己化为商品，用自己的身心、美貌、家务、生育去换取男性所提供的经济资源。因此，当社会不让女性经济独立时，富裕的男性肯定是许多女性的目标。在这种男权社会文化背景下，为便于男权统治，女性自然成为受害者。曹七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原是做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叫她死心塌地服饰二爷。”“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曹七巧在哥嫂贪财势力的主导下，为了换取更多的经济财富，成了豪门姜家的姨奶奶，又由姨奶奶扶为了正室。曹七巧像商品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促成了一场交易，过上了上流社会锦衣玉食的生活，她的哥嫂也得愿以偿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

豪门生活对于曹七巧来说并不好过，因为曹七巧出身卑贱，在人格和精神上饱受姜家上下的歧视和侮辱。表面上曹七巧被人称为姜家二少奶奶，实际上做着许多下人的活，姜家老太太“照常的派她差事，零零碎碎给她罪受”;姜家大太太和三太太对七巧多是嘲讽与反感;下人们则根据姜家主人的态度，也自然轻视着曹七巧，“凤箫道：‘你是她陪嫁来的吗？小双冷笑道：‘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面对姜家上下无情的欺辱，七巧孤立无援，只好年纪轻轻抽鸦片来缓解自己的空虚与孤绝。张爱玲通过对曹七巧精神扭曲的描写，侧面的控诉以姜家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封建传统家庭极其体制对女性的伤害。“小双道：‘亏得我们家一向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而麻油店的曹七巧原本没有生活在“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复杂环境中，只是个有着一双雪白手腕的健康女性，这个健康有活力的女性，喜欢同肉店的年轻小伙朝禄聊天斗嘴，她青春美丽惹得许多人喜欢她。但是嫁进豪门的曹七巧，由这种健康自在的普通生活进入了阴暗扭曲的男权牢笼，进入了“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深闺大院，渐渐被扭曲成了抽大烟的尖酸刻薄的妇人。一个生动活泼的女性，让男权文化变成了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