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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义思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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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犹太教哲学家与伦理学家赫舍尔在定义“人是谁”时，便指出，“‘人是谁’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做人（beinghuman）比人的存在（humanbeing）更重要。”赫舍尔对此予以肯定的回答。

特约撰稿＼黄筑荣

我们是在与“世界上一个最有影响的神学家”相遇——他，A.J.赫舍尔（1907～1972），还同时集学者、作家与活动家等于一身。然而，唯有犹太神秘主义者的身份，才令他十分真实。

那个深受“哈西德”［（希伯来文Hasidyi,意为虔信者），强调通过祈祷与虔信，以内心的静观达到与上帝及先知的即时的亲切“对话”］教义浸润的赫舍尔，是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每个安息日的赫舍尔。他赞叹道，“全部的奥秘在于‘永恒寓于一日’”，“我不是进入一个日子，而是进入一个氛围”，“不是我多么持守，而是如何持守”，因为犹太信仰的主题尽皆寄于时间之域。

如此，他视“如何在岁月之流里，把一个个浮现出的美丽的安息日与各种神圣的事件相连”的体验为灵魂、喜乐与谨言自持的操练，虔信“它与上帝的结合是被用来开启人类的仁慈与博爱”（以上所引见赫舍尔：《安息日的真谛》）。

也如此，当他把“社会行为”视为虔信徒的伦理关切的表现时，自己必身体力行——这也是为什么他同时作为一名声誉卓著的活动家从未在人们视野消失的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走在“反战”的前列，曽与马丁路德?金博士一起投身于美国的民权运动，写下了“当我在塞尔玛游行，我的脚在祈祷”的名言。

与他的同时代人马丁·布伯［（1878～1965），德国现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样，作为犹太人，“幸存者”（流亡者）是他—他们的共同境遇。

1938年，赫舍尔被纳粹驱逐出国，马丁·布伯则流亡到巴勒斯坦，他们幸免于难之时即是流亡的开始。“大屠杀”（以“奥斯维辛”为标志的对犹太人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作为“20世纪的中心事件”，“使以往30个世纪通过知识获得的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人与神的关系，与社会、时间、文化、他的同类，以及最紧要的，与他自己的关系。一切都须重新审视”（埃利?威塞尔）。他们幸存了下来，却无一例外地必须直面“奥斯维辛之后”——它不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诘问。他们的学术转向也肇始于此。

回到本书。

关于“人”的定义，久远如“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人本质上是文明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高贵与卑贱的混合物”（帕斯卡尔）……及至近代以来的各种理论——理智实体（笛卡尔）、制造工具（富兰克林），生物本能（达尔文）、权力意志（尼采）或心理能量（弗洛伊德）等，“没有哪一个问题会像这个问题一样有如此矛盾的陈述，没有哪一个问题如此重要，但又如此含糊不清”（《人是谁》，以下引自本书，从略）。在赫舍尔看来，它们多是视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观为一种自然实在性的自然延伸，即“不是从人出发来说明人，而是从知识出发来说明人”。

据此，“人是谁”作为一个命题再次由赫舍尔提出，有别于上述定义的方向决定了它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直抵疑难的深邃之处，尽管本书仅仅是“作为我们从事已久的较全面的研究的一个绪论”。

一旦对作者的旨趣有了大致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在他的“怎么说”与“说了些什么”之间所开启的，是我们不一定够得着的宽阔地带。比如，就“人是谁”与“人是什么”，他为何会有一番细究？在他看来，“‘人是什么’意味着他是哪一类事物”，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人是谁”则是一个伦理问题、价值问题。“对于物来说，我们是识别它；对于人，我们是与他相遇。”“作为物，人是可以解释的；作为人，人既是奥秘也是奇迹。”因此，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更恰当的表述应当是“人是谁”。

赫舍尔如此细究，不啻是想进一步说明：“‘人是谁’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他是诘问关于他自己的问题的存在。正是在提出这类问题时，人才发现自己是一个人，正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揭示了人的状况。”

是的，“只有从人出发才能明确说明人”。赫舍尔接着说：“从人出发，就是从人的矛盾和困惑出发。人的问题不是出于好奇和求知，而是一个疑难、一个麻烦，是人遇到困难、窘境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活动，它要求解答。但一个难题（problem）则是生存的活动，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它要求解决”。“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

在他看来，所谓“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不过是在表明“自我认识的根源在于意识到自我是一个难题”；人既是发问者，也是被问者，是“试图认识自己的独特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故“认识自己和成为自己是分不开的”。

到此为止，在赫舍尔关于“人”的语汇中，“做人”（beinghuman）已是一个绕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