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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技术演变的动因及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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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喜文向安强

1840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种植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由于西方殖民者在菲律宾、印尼等地区大规模发展蔗糖业，日本帝国主义在1895年侵占台湾省后亦大力发展蔗糖业。被称为“洋糖”的外国产和台湾产的糖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途径大量输入中国大陆，加之外国资本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贸易优势。“洋糖”对“土糖”（这一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产物）形成了倾销优势。广东地区的甘蔗栽培与糖业由此走向衰落，明清时期的兴旺不复再现。

1924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开始实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有重要地位的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建立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糖业企业，使广东工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随之而来的是受到近代化工业推动的传统农业改造。近代化农业的兴起，给近代农村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广东省甘蔗栽培与糖业的衰败状况获得改观。

20世纪30年代广东甘蔗栽培业与榨糖业的发展，是广东近代经济史上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值得研究。为此，我们曾撰写《民国时期广东甘蔗传统栽培技术的原生形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1期）、《试论民国时期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古今农业》，2006年2期）、《近代蔗业科技向传统蔗业的渗透—民国时期广东“糖业复兴运动”前后的甘蔗栽培技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2期）等，对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技术演变的动因，并评价其历史作用。

一甘蔗栽培技术演变的动因

1、大环境条件下工业近代化推动的结果

民国期间广东甘蔗栽培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机器工业迅速发展推动的结果。30年代前期广东以大规模的机器工业迅速崛起为特征的工业近代化进程，又是与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大环境分不开的。

（1）国际环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糖业迅速得到恢复。无论是欧洲的甜菜糖工业，还是在美洲、亚洲的蔗糖工业，在资本的支持及本国的糖业保护政策的扶持下，不仅很快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而且出现了产量剧增的势头。在20年代后期，世界的糖产量开始出现了过剩的迹象。糖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和消费市场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以后，早已隐藏的矛盾终于爆发，世界性的糖业危机遍及各产糖国，糖制品剩余，糖价一落千丈，糖厂也经历倒闭的危机，面临分拆出售的命运，制造糖业机器的厂商也四处寻找买家，国际资本四处寻找出路，希望能够找到投资的场所。这样的国际环境，不仅是广东，而且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机。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问题，无暇顾及中国内部的经济调整，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

（2）国内环境

在30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在南京国民政府旗号下的形式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国家的地位，摆脱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实行了关税自主的重要步骤。在糖业方面，于1933年5月颁布了第六次糖税则修改案，其目的是给日益猖獗的外国糖的倾销设置一堵高墙，以保护国内的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这一糖税则修改案的特点是：一是使用更为科学的糖含量检测法，以糖品中所含的纯蔗糖的百分率为检测标准——欧美的旋光度测验法，在糖的分类方面，也以旋光度作为检测糖品的转化糖的标准。二是大幅度提高糖的税率，如与第一次提高糖税则相比，这一次白糖税率提高了13倍多，赤糖提高11倍多，冰糖提高16倍多。(1)(2)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和部分杂税，这些举措都给国内经济的投资行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是在经济统一的旗号下，南京国民政府隐藏着它要增强中央的经济实力以达到增强军事实力，进而吃掉国内的各个地方实力派的如意算盘。当然，心照不宣的各地的实力派也在寻找发展的机会——中央的经济政策给予了这样一个机会，也给了他们一种压力。在30年代前期，不少的地方实力派发展经济的举措，就是在这一环境下出现的。

（3）广东环境

广东的陈济棠掌握了广东的政治军事大权，也开始了近代广东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陈济棠深受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他上台以后，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广东经济实力来加强军事实力与南京中央抗衡。而且很注意通过发扬广东的优势加快广东的建设。1932年，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这一计划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广东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农业经济专家、私立岭南农学院教授冯锐根据陈济棠《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意图，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这一计划在1933年通过了广东省政府的批准，陈济棠因此任命冯锐为广东建设厅下属的农林局局长。这一牵涉到工业、农业、流通、金融领域的庞大的经济计划正式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