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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企交易事后利得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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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天虹

摘要：农产品代理人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对农户出售农产品来说至关重要。专业化生产农户与企业之间的“狼羊”问题一直存在着，但比较研究二者之间引入代理人前后农户处境是否改善以及如何改善的文献尚为数不多。本文首先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依据和所选理论模型框架，随即，假设农户直接与作为购买方的企业交易时处于劣势，即对事后利得的占有份额为某一较小比例，然后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引入代理人机制，在农户与代理人一致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下构建理论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发现，二者的合作存在交集，代理人的委托，确实改善了农户的处境，继而进一步列出了所设参数具体取值时农戶处境的改善情况。以此为据，本文提出了与代理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代理人;委托代理理论;农企交易;事后利得;显性激励机制;专用性投资

：F324.5;F275：A

：1000-176X（2019）03-0098-08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不少地区已呈现出农户小规模、分散承包经营土地进行生产的情况，而进行特色农产品专业化种植的现象也已日益盛行。但因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其难以快速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化，与购买方签订长期合约变得较为困难，此外，我国农产品市场不完善，更阻碍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加剧了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分散性。农产品是初级产品，农民虽是生产者，但其缺乏购买方对农产品使用所要求的具体规格及其使用价值等方面的详细信息，而且，与购买方相比，其对农产品销售市场行情的把控也不够精准，因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即便与购买方签订了短期合约，优质农产品也难以以正常的价格出售。因为，在购买方与农户的交易中，购买方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不管是资金实力，还是信息的把控，所以购买方在利益分配、违约责任、市场风险分担等方面更多地剥削了农户，购买方与农户之间的这种关系通常被学界称之为“狼羊”关系。学界关于解决这种“狼羊”关系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迄今仍莫衷一是，基于此问题，本文考虑利用第三方力量介入，在购买方与农户之间引进代理人的方法，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迄今为止，利用委托代理理论、通过激励机制制约交易不公平现象的文献已不胜枚举，且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王询和张宇驰[1]以产权和交易费用为出发点，系统诠释了粮食经纪人在粮食流通产业中的市场定位，并构建理论模型对不同粮食经纪人的合约形式作比较，从而对当前粮食流通产业中粮食经纪人合约形式的特点进行解析，指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而提出鼓励自发组织粮食经纪人协会以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等政策建议。刘凤芹[2]采用不完全合约理论对农产品销售合约的问题展开研究，指出合约的不完全性是农产品销售合约履约率低的内在原因，并对合约的“注定”不完全性进行重点讨论，由此引发出对法律合约理论的深入思考，此外，还经研究得出关于合约双方的市场风险承担问题的重要结论，即合约双方签约并非就将风险完全转嫁给了对方，在免责情形下，合约双方应共担市场风险。刘凤芹和张璇[3]以国美公司为例关于对剩余控制权之争展开研究，指出具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的大股东与其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管理层可能会相互敲竹杠、甚至侵占对方利益。此外，其还采用修正过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对国美集团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效率进行深入分析，所得结论表明，代理人剩余利益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敲竹杠的概率。郭小玉[4]基于冀西北农村经纪人的个案研究，以市场需求、制度现实供给为出发点，对农村经纪人产生的机理进行分析，从而指出，鉴于自身局限、所受社会有关约束以及市场不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纪人面临多重困境，譬如利益分享机制失衡、组织化程度较低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创新农村经纪人培训管理机制等建议，为家庭承包制下农村经纪人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魏斌和汪应洛[5]采用委托—代理模型对企业员工有无从事外部兼职活动的不同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并以此为据，构建理论模型，与兼职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其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员工采取外部兼职的方式可获得更大的激励合同，但如若企业实行内部职务扩大的工作制度，则会进一步提高对员工的激励水平，同等激励合同下，员工会更好地处理本职与兼职工作的关系，进而使员工和企业的效用均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Grossman和Hart[6]指出，鉴于激励机制的差异会对员工和企业产生迥异的影响，企业可以激励机制理论为据制定出有效的激励合同。为得到经纪人的高质量服务，就要为其设置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高昂机会成本，也就是为其提供较高的酬劳，此即确保经纪人不弄虚作假的条件，从而为企业制定有效的激励合同提供理论依据。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已有文献关于农业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多数仅涉及到委托人与代理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