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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语言的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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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母语母文化与主体语言风格特色形成的血脉关系切入,对《邓小平文选》中丰富多彩的民俗语汇进行归纳阐释,并多层次地发掘其形成原因。源自大巴山母语母文化的民俗特色是邓小平语言风格的基调,中西文明融会贯通的学识修养是邓小平语言民俗特色日臻完善的主要原因,对祖国人民始终如一的挚爱之情是邓小平终生保持民俗语言特色的核心。

〔关键词〕邓小平;语言;民俗特色;形成原因

〔作者简介〕郝志伦(1952-),男,四川开江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民俗语言文化研究。

邓小平留下的语言资料,几乎都集中地保存在他以讲话、谈话、答记者问等口语交际文章为主的三部《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其数量虽非浩瀚,然其内容丰赡,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且不说其已为众所公认的伟大政治历史价值,其独具的、尚待深入发掘的语言文化价值,亦弥足珍贵。从宏观审视,邓小平语言总体风格为:在继承民族传统“句句是自然”的口语化风格的基础上,用典型的民族语言形式,生动形象地表达恢弘深邃的思想,深入浅出地阐释丰繁深刻的道理。从微观剖析,由于自幼受大巴山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民俗文化熏陶,其语言个性突出,习惯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诸如谚语、格言、成语、歇后语、简缩词、方俗俚语等民俗语汇。因此,无论在其书面语还是口语中,总是透析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凸显出鲜明的民俗特色。

(一)

质朴平实、简洁明快的言语方式,是大巴山区民俗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行文高度概括,句句切中实质,是邓小平质朴平实、简洁明快语言特色在书面语上的具体表征。如其三卷《文选》,内容博大精深,而篇幅却短小精悍,所有纷繁复杂的事物,深邃玄奥的理论,在其笔下都被高度概括,变得精约质朴、晓畅明白。例如,仅用“实事求是”四字,概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用“肿、散、骄、奢、惰”五字概括军队千头万绪的工作;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党的基本路线;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概括新时期的工作方法等等。尤其是《文选》第三卷的开卷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内容渉及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当时的四项工作以及会议议程、意义、历史经验回顾等等。如此丰赡的内涵,仅用了2000多字。

最让世人惊叹的是,邓小平在“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1〕和“‘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2〕中,用“一国两制”概括我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短短四字,字字千钧,平常一语,语惊天下,将中国人近百年的困扰一语道破,给民族、国家、社会开辟了一条走向和谐统一、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其实,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对其自幼耳濡目染的大巴山区民俗口语的信手拈来,并注入伟大的思想和深邃的哲理,使之发扬光大的结果;因为“一国两制”这种语言表层结构模式,以及语言表达习惯,在大巴山区民俗口语中是随处可见的,如“一担两筐”、“一船两桨”、“一干两稀”、“一藤两瓜”等等。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邓小平质朴平实、简洁明快语言特色的代表,也是其实事求是处事作风的典范,更是彪炳史册的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经典。

在口语表达如讲话、提问以及日常交际中,邓小平语言的民俗特征表现在,他总是习惯抓住问题要害,一针见血,决不绕山头,兜圈子,决不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他总是习惯在简洁的言语中,透析深邃的智慧,阐释伟大的哲理。例如,提出问题开门见山,解决问题果断利落,皆直截了当,决不含糊。“我的中心意见是,中央要有权威”,“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凡是’不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国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等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邓小平的用语亦极简洁明了,例如(女儿)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仅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京,毛泽东第一次召见他,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在做什么?”邓小平心中本有千言万语,然仅凝聚为两个字:“等待。”

“简缩语”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词语,也是民俗语言中常用的表达手段,邓小平善用此法。他喜欢用简缩语传递内涵丰富的信息,比如:“三七开”、“三结合”、“两手抓”、“两个‘凡是’”、“三个面向”……皆抓住了事物本质,突出了事物特征,简洁明快,好学好记。

“四字格”是民俗语言的一大特征。其简洁明快、概括性强,生动形象、朗朗上口。邓小平对此尤其擅长,例如他在“结果党员‘因党而骄’,……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3〕中,四字格连用,批评把“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