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央行筹组的经济学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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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央行筹组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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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和调节机构，而中央银行又是金融中心，所以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可谓一个国家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在金融方面突出表现为新式银行的出现及银行体制更新与重建。本文立足于旧中国中央银行筹组时国内外金融发展形势，探讨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在金融总体发展中的角色作用与影响，以期有助于研究中国中央银行发展史为当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一、内因的驱动：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客观需求

鸦片战争前，中国货币及信用制度相沿传统，变化不大。货币采行以两计值的银本位制，信用机构以钱庄、票号、当铺等为主，经营汇兑、存放款、买卖银钱等业务。鸦片战争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商品交换的需要，金融业开始现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币制由混乱趋于统一

由于银两属于称量货币范畴，在流通中因各地成色和重量的差别而呈现混乱、复杂状态。五口通商后，一些商业大埠逐渐采用适合当地情况的虚银两这一标准计算单位，如上海“规元”、汉口“洋例”等，同时在铸造与鉴定等方面也有改进，于是使得各地银两的种类逐渐减少而趋于统一。但是在自由铸造条件下，各地平码的分歧及鉴定银两成色的不同标准，仍然使银两制度难以摆脱混乱局面。而此时西方近代机制银元的大量涌入则给中国银两制度的改革带来希望。1887年，清政府开始酝酿币制改革，并允许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正式设局铸造银元，作为法定的货币行使。于是各省督抚纷起仿效，开铸银元。

近代银元产生是中国货币制度史上一大进步。然而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铸币条例可循，银元因重量、成色、市价等差异在流通中趋于混乱。清政府试图划一全国银元。1905年户部于天津设立铸造银钱总厂，并拟将各省铸局酌量裁并，作为分厂，以便铸造统一的银元。1910年清政府颁布《国币条例》24条，实行银元本位制，定银元为国币，将铸造权收归中央，设立币制局统一事权，并于次年5月在宁、鄂二厂开铸大清银币。但此时清廷已近末日，故新币未及发行。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继续谋求银币统一。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13条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11条，决定废除银两制，采行银本位制，以法律形式确立起以一元银币为无限法偿的本位币，俗称“袁头币”或“袁大头”。因其在流通中逐渐取代旧币并驱逐外国银元，故取得惟一主币地位。但是此时各种其他类型的银元并未退出流通领域，且对中国金融具有操纵力量的外国银行以及与之业务关系至密的钱庄仍以银两为记账单位，故中国在实际上采用银元与银两并行的货币制度。

此外，鸦片战争后纸币成为一种重要的流通手段。早期外国纸币在中国境内非法流通，引起中国币制的更大混乱，并严重影响市场物价，破坏社会经济。为抵御外钞侵略，清末社会舆论呼吁自行印发纸币，于是钱庄、各地官钱银号、新式银行都纷纷发钞，其中有些钞券既无定额又无一定准备，以致滥发无度。由此造成银元混乱之外的纸币混乱。清政府于1909年和1911年两次颁布法令，试图整理纸币，决定将纸币发行权归属中央。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法令未彻底付诸实行。

民国建立后，纸币发行更加混乱。除政府银行外，各省银行、私营银行都发行纸币，其中许多银行并不报请财政部批准而私自发行。于是1914年财政部严令取缔非法发行，[1]1915年北京政府试图收回各省纸币，将发行权逐渐集中于中国银行。[2]然而此时纸币发行已成为中央与地方解决财政困难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之一，更是地方与中央抗衡的财政基础，因此当1914年《取缔纸币条例》公布后，只有广东省草草试行旋告终止。尽管如此，纸币发行在事实上趋于统一。

2.金融机构的现代化及其缺憾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机构发生巨变。标志金融现代化的银行机构在中国出现，首先表现为外商银行纷纷来华经营。除所谓中外合办之外，各外商银行都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只是在中国人“隐忍”之下设立的。它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侵略中国金融。

早期外商银行主要以英国为主，以经营国际汇兑业务为本国洋行对华贸易服务，从中获取利润。因此在当时由贸易投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这些银行纷纷倒闭或停业清理。甲午战争后，配合在华投资设厂的需求，以美、日为代表的外商银行强化了对中国金融经济的侵略，主要表现为擅自发行钞券，垄断国际汇兑，操纵进出口贸易，举放与经办高利外债，并攫取中国关、盐等税的征解权与管理权，控制中国财政。如此进行金融扩张，外商银行不仅扰乱了中国金融业，侵夺了中国巨额财富，也极大地威胁着国家的巩固与民族的生存。对此，中国旧式金融机构却无力与之抗争。

鸦片战争后，钱庄势力虽呈增强之势，但主要是因外商银行扶持所致。当时，外商银行对钱庄签发的庄票同意接受，作为进出口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