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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

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一、

我将从近年中国的两部颇为上座的、反映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电影谈

起。

第一部电影是《秋菊打官司》，讲的是西北农村中的一个纠纷处置（而不是

解决）。为一些并不很紧要的事，一位农民同村长吵起来了，骂村长“断子绝孙”

（村长的确只生了四个女儿）。这种话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尤其在农村）下是非

常伤人的。愤怒的村长因此和这位农民打了起来，向村民的下身踢了几脚。村民

受了伤。这位村民的妻子――秋菊为此非常愤怒。她认为，村长可以踢她的丈夫，

但不能往那个地方踢。她要讨个“说法”，大致是要上级领导批评村长，村长认

个错。由于这种纠纷在中国农村并不少见，而且伤害也不重，因此乡间的司法助

理员没有给予这位村长正式的处罚，而是试图调解一下。这种调解不能令秋菊满

意，于是她到了县城、省城讨“说法”。经过种种努力，最后在一位律师的帮助

下，上级派来了公安人员调查，发现该村民受到了轻伤害（但不是下身受到伤害），

应当受到治安处罚。村长被抓了起来，判处了15天行政拘留。但是在秋菊被告

知这一决定、村长被带走之际，秋菊说，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她

跑到村外的公路边，看着远去的警车，满脸的迷惑不解：她不懂得为什么法律是

这样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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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电影是《被告山杠爷》。简单说来，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据说

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县乡的治安人员都从来没有来过）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个

人品质很好，非常受人尊敬，但他的职责和品性也使他与村里的一些人不时发生

冲突，有时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强迫村民。村里有个年轻媳妇虐待

婆婆，甚至打伤了其婆婆，受到了全村人的谴责。山杠爷看不过，在该媳妇屡次

打骂其婆婆的情况下，命令人把这个媳妇抓了起来，游了村。游村是一种非常严

厉的民间惩罚方式。羞愧和愤恨之下，这个青年妇女跳河死了。事情捅到了上级

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

这里的介绍当然是大大简略了，电影本身包含了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

和中国农村的信息。对于这两部电影，不少中国法学家和评论家的解释是，它们

反映了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

利。然而，这两部影片（尤其是《秋菊打官司》）提出的问题很多，底蕴很丰富，

显示出“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因此任何理性的解释在对于形象的直觉感悟面

前都往往显得简单、枯燥和拙劣。尽管如此，理智的、叫真的追问却可以使那些

不明确的、也许是一闪即逝的感触得以明确和确定，使那些让我们动情的东西以

思辨的形式昭示于人间。

当然，本文不可能、也不准备对影片的内涵作全面分析。本文将集中讨论：

当我们看到一种据说是更为现代、更加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开始影响中国农

村时，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种“现代的”的法治在他们那儿能否运行，其代价

是什么？

二、

就本文的实质性问题而言，这两部电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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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并可以毫无疑问地据此建立一个普适的法律制度来

保护这种权利。通常的观点以及这两部电影所展现的法律实践中隐含的观点是一

种普适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存在这种普适的权利界定，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学

者通常称之为基本性的权利上：安全、自由和财产权。尽管这种基本和非基本的

权利分类在理论上早就受到质疑，[1]但在实践上仍然很有影响，包括在当代中

国。在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的正式法律和法律运作都受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重

大影响。

但是，就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