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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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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对周边各国影响最大。至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等四大发明，架起了人类从洪荒时代到古代文明发展的桥梁，奠定向更高层过渡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大。这的确是伟大的、不朽的业绩，值得炎黄子孙引以为荣。

不管是哪个民族创造出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其他民族都可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条件和需要加以吸取、改造和利用，这样便可为我所用，共有共享。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两种倾向应当注意：一是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以为“非我族类，其性必殊”，因而加以轻视、蔑视，以至于排斥；二是妄自菲薄，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凡外来的都好，不加选择地兼容并收。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充其糟粕，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有利于发扬自己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时间特别长，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兴的和衰亡的都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春秋、战国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时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大一统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儒家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家而已。汉兴四百年，儒家思想开始占了上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但纵横家、阴阳家以至老庄思想仍然杂揉并陈，也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热在起作用。魏晋南北朝，佛道混合的玄学曾经发生很大影响。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受到外来冲击，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对语言、建筑、音乐、风习都留有不可泯灭的痕迹。宋明理学虽以正统儒学相标榜，它受佛教禅宗的浸润却很明显。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凡文化除本民族传统之外，莫不受外来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呈现斑驳陆离的思想色彩。

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帝国主义的炮舰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国势阽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自强之道，但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反而翻脸无情，硬要把凌辱和不义强加于“学生”身上呢？痛定思痛，不得不重新估价和探索，并从新的角度展望未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把眼睛转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几经曲折，终于摸索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指导，我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又接连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面临着文化上古今中外相互吸收和彼此交融的问题，也就是纵横交错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看问题，而且还要从横向联系进行探索，更加开扩眼界，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并明确哪些文化营养是来自外国的，而且早已“安家落户”。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从外国传来的么？但一经传入，便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必然具有自己的若干特点。

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只能是一汪死水，风吹来，不过掀起细微的涟漪；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接受外来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便可能来一场大风暴，使我们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除旧布新，重新认识，重新肯定。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尽可能移植和吸取外来文化，经过“杂交”，的确可以产生刚健清新的新品种，使祖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壮大、昌盛，汉、唐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汉、唐两代的中国文化一经输出，也使东亚和世界各国受益，至今日本所流传的许多建筑、衣著、风习、文字等，都存有中国古风，也可证明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悠久，素称文明古国，在文物、图书方面，非常丰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世界第一。由于历代政治动乱，战争频仍，人民迁徙，再加自然灾害，在文化领域遗留下的疑难问题，因证据不足，还长期不得解决。文化是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围，既有属于物质领域的，也有属于意识领域的，有些则是两者交叉。凡属典籍、文物、作家等等，几说并存，一时或长期不能确定的，就是所谓“文化之谜”了。过去长期争论不决的，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依靠新发现的材料，旁征博引，分析归纳；或者需要新的出土文物，查有实据，加以佐证，然后在异说纷纭中比较概括，力求得出为大家所公认的结论。这样“谜底”才可能揭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文化之“谜”，真正能够揭开“谜底”的几乎很少。如果在已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指出现在或今后应当侧重哪些方面，作为新起点，进一步加以探讨；有志于此者不妨沿着过去所走过的足迹，继续前进，以新的论证，解决这些云罩雾遮的“谜”，使人们的认识更上一层楼。但有的恐怕难免如石沉大海或海底捞月，永无解决之望。例如《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聚讼已久，仍然难以突破过去的几种说法，这样也只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之任之了。

还有另外一种类别的“谜”，如《满江红》是岳飞所作么？历史沿袭下来，都认为是岳飞所作，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岳飞抗金的英雄形象，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