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搜神后记》的作者及其理想社会的成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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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搜神后记》的作者及其理想社会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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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搜神后记》；陶潜；理想社会

论文关键词：《搜神后记》(以下简称《后记》,又作《续搜神记》和《搜身续记》,旧题晋陶潜撰。对此,很早就有人提出质疑,《四库全书总目》引用明人沈士龙的观点,说“其为伪托,固不待辩”,而又认为其“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关于《后记》的作者是否为陶潜,直到今天依旧各持一说,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刘叶秋先生称陶潜“是否编过志怪书,尚难证实。”还有的学者经考辩,认为其书唐后已不存,今本当经过后人增益而成

首先，时代大环境对陶潜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当时儒家思想的衰落和释、道及玄学思想的兴盛方面。自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日趋衰落，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以及外来的佛家思想开始抬头，这给处于惶恐不安之下的世人的精神寄托提供了非常好的载体。所以鲁迅先生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到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2]鲁迅所说的“到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说明了佛教在当时社会中流传范围之广。而佛教教义主要在于宣扬“灵魂不灭”和“因果报应”说，提倡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生的幸福，而在宣扬此类思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大量关于鬼神的因素。

这两种思想的盛行，给当时的人们以极大的影响，当然对于陶渊明来说也不列外，在他的诗歌当中就经常流露出道家思想的影子，如“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赠答诗》）。此外，陶渊明居住的庐山地区，佛教异常兴盛，庐山甚至是东晋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东晋名僧慧远就在庐山东林寺中传教、修行和从事著作，并且他也和佛教僧人往来颇多，宋陈舜俞的《庐山记》中对此也有记载：“远法师居庐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过虎溪,虎辄鸣号。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士，远法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由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陶渊明也是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而这就极有可能体现在他《后记》的创作当中。

其次，陶渊明心好异书奇文，在他的作品中提到的就有《山海经》(如诗歌《读山海经》之一)、《穆天子传》等，他不但自己读，并且与朋友“疑义与析”（《移居》之一）。另外，陶渊明“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和郭主簿》)等诗句也向我们暗示出他对道教神仙方面的书籍和传说也有很多关注。颜延之《陶征士诔》也说陶渊明“心好异书”。因此就陶渊明的阅读理念来看，他并不会画地为牢，拒绝阅读《搜神记》、佛经故事一类的书籍，也不拒绝谈论和听闻这样的奇闻异事。[3]

另外，《后记》作为《搜神记》的续作，也必定会采用《搜神记》中以“鬼神言事”的叙述方式，尽管干宝写作《搜神记》的目的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但我们不能否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也是通过“鬼神事”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象态度的好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陶渊明也采用了这种以“鬼神事”来写“人间事”的写作手法，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后记》为陶渊明所著，而陶渊明之所以写作《后记》，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寄托自己某种特定的情感，正如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所说的那样，陶渊明的每一首诗歌都是“寄酒为意”的，如此看来《后记》也不列外。

从对《后记》相关文本的解读中，我们发现陶渊明之所以会渴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正是由于在实际的社会当中，这一理想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理想正是当时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但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却是黑暗无边，有时甚至连人的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用陶渊明自己的话来形容当时的社会就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更何况对于人们所要求的进一步的生存和发展呢？

其实一开始，陶渊明也怀有着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诚如他所说的那样：“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他满怀希望的走上仕途，可等待他的却并不是一帆风顺，最终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走向了归隐。也正是陶渊明的这段仕途生活，使得他对这个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这一点在《后记》中，首先体现在陶渊明用鬼神事来写人间的黑暗上，如卷四《李除》篇写李除死后，尸体竟半夜坐起搏其妻臂上金钏，复生后说明是为鬼吏所拘，“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令放还。”鬼吏为了得到一枝金钏，可以使本已死了的人重新获得生命，假如李除家徒四壁，无半点财物，那么鬼吏还会放还他吗？这正暗示了人间官场的黑暗，只要以财物贿赂官员，即使是犯了弥天大罪也可以忽略不提。而卷六《朱弼》篇则写朱弼生前兴造府邸，未成而卒，其继任者便夸大朱弼修筑府邸使用的钱财，竟而以此来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