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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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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

人类总是处在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这种动态发展着的社会过程，则是社会变迁的历程。“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P.2）。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裂变、分离、聚合、再生，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社会生活发生转向、社会制度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等，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一、文化适应理论回顾在全球化现代化形势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文化适应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不同学者虽然研究取向及进入路径有异，但在理论的包容面及解释力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早于1880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2]（P.24-31）。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3]（P.11）。该定义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内涵及外延，为随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格尔（Siegel）和沃格特（Voget）于1954年又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4]（P.3-37）。文化适应理论提出后，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不断从各个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它越来越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Oberg的文化冲击模型；Lysgaard提出的U型曲线假说；Adler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Gordon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等。与前面几种相比，后三种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核心性理论思考和模型建构[5]（P.45-52）。在后三者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范畴，最后一种理论不仅对个体心理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群体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而本文主要着重对贝瑞（Berry）的理论进行介绍。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模型”。在他看来：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6]（P.201-234）贝瑞（Berry）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面临两个主要问题：①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②是否愿意发展与主流文化成员密切的关系，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将会产生4种文化认同策略：①整合：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②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完全融入主流文化。③分离：个体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认同，限制自己与新文化发展紧密的关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④边缘化：个体既不能认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本民族文化，处于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在这四种策略中“，边缘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适应过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能够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Berry的文化适应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