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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再分配倾向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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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东

[提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结果，我国居民中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具有相对较高的再分配倾向。而且，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可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基于Sobel-Goodman方法检验结果表明：个体公平感知是互联网使用间接影响再分配倾向的中介变量;而在直接效应中，互联网使用通过放大我国当前再分配制度中的不完善之处，从而对个体再分配倾向产生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个体再分配倾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基金项目：2019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收入分配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D19YLJ02）;2020年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结构分解视角下的收入不平等和创新驱动效应：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的异质性分析”（项目编号：2020A1515011259）;2019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分解及与经济增长创新驱动效应的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基于供给的视角”（项目编号：2019WQNCX036）资助

：F014.4：A

收录日期：2020年6月15日

再分配倾向（或偏好）反映了居民个体对于收入分配公平的诉求，在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少学者关注影响个体再分配倾向的因素，如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社会流动经历、公平信念等。但却鲜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事实上，与其他因素不同，互联网等技术因素对个体再分配倾向的影响将更多地依赖于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普遍较低，且当前再分配政策的效果亦不尽如人意。本文将基于这一背景，探究个体互联网使用对其再分配倾向的作用效果与机制。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将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再分配倾向的作用机制区分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其中，间接效应指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个体的主观公平感知，进而作用于再分配倾向;直接效应指互联网可能放大我国当前再分配制度中的不完善之处，由此直接影响个体再分配倾向。

（一）间接效应。根据现有文献，个体公平感是影响再分配倾向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个体的再分配倾向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源于初次分配无法达到人们对于收入分配公平的要求。故可据此推测，对社会公平认可度较高的个体将具有相对较低的再分配倾向。

我国的机会不平等在总收入不平等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民众的社会公平感知普遍偏低。而互联网的使用可能对此起到放大作用。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主要比较与周边群体的收入差距，并据此形成主观公平感知;但在互联网时代，比较范围不再仅限于周边少数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可能较多地接受网络信息、洞悉网络事件、形成多方面比较，由此影响其社会公平认同意识。高收入阶层“炫富”和低收入阶层的“仇富”都随着互联网的传播而放大了影响。此外，网络炒作的催化作用、非理性情绪的宣泄以及注意力经济时代部分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等因素，都有可能进一步放大现有的不公平现象。简言之，互联网使用可能降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进而提高再分配倾向。

（二）直接效应。总体而言，一些发达国家的直接税对于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主要因其直接税中公司所得税比重较小，而个人所得税比重较高。例如，主要由发达国家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个人所得税占全部所得税的比重约为75%。但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2008～2014年企业所得税在所得税中的比重约为75%，个人所得税占比仅为25%左右。这不仅是我国所得税结构所呈现出的特点，也是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一般特点。究其原因，可能与政府的主观意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以及制度惯性等因素有关。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公平与效率的取舍中，对效率赋予更高的权重，且限于较低的税收征管水平，对非经营性的个人纳税主体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此外，要从以往以课征企业和准企业纳税人的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政策转向提高个人所得税，也面临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原因，但完善理论上再分配能力较强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提高财税政策的再分配能力，确实是我国政府当前应当且正在努力的方向。

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放大我国当前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促使部分群体对我国当前的再分配制度产生不满和质疑，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信息流通，加深了民众对于我国当前再分配制度的了解程度，但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并不全面，容易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再分配制度涉及到社会公平公正这一敏感性问题，而在“注意力”经济时代，部分媒体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一切以公眾关注度为导向，情绪化、轰动性的媒体报道泛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涨了网络的放大效应。

总而言之，限于各种原因，我国当前的再分配制度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