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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技术论”到“媒介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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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模永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经历了从“技术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媒介技术论”是中西方关于媒介认识的传统观念，带有工具论色彩，同时是一种“媒介优先论”;“媒介本体论”则是把媒介作为媒介本身、把媒介形式作为内容来看待。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获得了一种主体性地位，并对人类的心智结构、社会形式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变革。

关键词：“媒介技术论”;“媒介本体论”;新媒介;机器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21）4-144-002

所谓媒介，“传播学之父”施拉姆解释为“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简单说来媒介就是负载与传播内容、意义的形式，如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等媒介类型，显然，这种对媒介的界定和划分明显带有简单的工具论色彩，但在新媒体时代这种观念遭遇到了重大变革。本文主要考察作为技术、更广泛层面上的媒介转向发生了哪些变化？简单说来，如同“语言本体论”转向类似，经历了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的变迁，具体表现为从“媒介技术论”到“媒介本体论”的转向，这从诸多理论话语中都可找到相应的印证和说明。

一、“媒介技术论”与“媒介优先论”

“媒介技术论”是中西方关于媒介认识的传统观念，其中带有工具论色彩，但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首先呈现给读者的，也就是说，读者首先接触和感知的并不是文本的内容，而是媒介自身，但由于这种“优先”过于普遍和正常，因此常被接受者所忽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一章首先便谈到了摹仿媒介问题，“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2]。可见，亚里士多德把媒介作为了区分各种艺术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尺度，充分体现了媒介的“优先”色彩。在中国古典思想中，这种媒介观也多有展现，如庄子在《天道》中所言：“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在这里，“庄子区分‘书与‘语的不同。世人所珍贵的‘道通过‘书这种媒介来传输，而书不过是承载语言的媒介，语言自有其可贵处。语言的可贵处不在它本身而在它所呈现的意义。意义总有所指。意义的所指又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世人虽然以书为贵，我却以为书不足珍贵，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应珍贵的。庄子揭示了‘书这一文字媒介在他那个时代文学传输中的基本作用。书是传输语言的媒介”[3]。进一步而言，语言正是表现意义的媒介，其实庄子在这里也明确看到了“书”作为传播媒介的功能，而“语”则作为表现媒介的功能，但两者是分离的，都是在工具论意义上来使用的，因此，庄子轻视语言，更不以书为贵。但庄子注意到媒介的“优先”出现是毋庸置疑的，意义的传达离不开“书”和“语”。应該说，亚里士多德、庄子的媒介观中都隐含了“媒介优先”的重要理念，带有强烈的技术论和工具论色彩，这也代表了中西古老的媒介理论传统，有论者所言极为精辟，这种传统“并非纯属观念范畴，它实际上是文学行为无法逾越的现实产物”[4]。亚里士多德、庄子都看到了在具体的接受行为中首先遭遇媒介的现实情况。

二、“媒介本体论”转向

正如“语言学转向”相同，“媒介技术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发生了“媒介本体论”的转向，这种转向与“技术本体论”的“技术转向”密切相关，媒介自然是技术的一种。如果在技术哲学的视野下来看待“媒介转向”，应该说“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时期，对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现，数学与媒介的连接、媒介与本体论的连接也以更加精确的术语而得到阐明”[5]。当然，海德格尔是从整个技术层面来谈的，他说：“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于技术关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6]”可见，技术绝非一种充当工具的中性概念，其本身便是携带了众多内容和“偏见”的本体实在。而真正让“媒介转向”凸显出来的则是在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等新型媒介出现之后，媒介的本体作用愈发被推到理论的前沿。1992年，伯克荷尔德明确提出了“计算转向”，这是继西方思想史中继“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第三次转向，这显然是看到了数字媒介对哲学产生的重大变革。

真正明确“媒介本体论”的代表人物当属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事实上正是一本更改传统媒介观念的颠覆之作，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其潜台词便是媒介即内容本身，媒介形式与传播内容同等重要，但这句话往往被误解成“媒介决定论”，“麦克卢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