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大国崛起背后的“人口钥匙”-谁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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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大国崛起背后的“人口钥匙”

谁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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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劳动力红利看全球产业链转移

根据《全球制造业四次大规模迁移启示录》的定义，二战结束后，全球产业链经过了三次迁徙1（二战前的20世纪初，曾发生过由英国转移至美国的产业链迁徙）。

第一次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二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从对外净投资数据来看，日本对外投资高峰出现在80年代。

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中国内地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转移；从对外净投资数据来看，亚洲“四小龙”对外投资高峰出现在90年代。

我们观察到，产业链转移的步伐，与各国青壮年劳动力增长的节奏基本是一致的。第一次产业链迁徙，美国迁出，日本迁入：1950年至1970年，美国青壮年劳动力（25岁至49岁）占全部人口比在快速下降，而日本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则快速提升，在1975年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全部人口达到了顶点，约39%。劳动力大军涌现，使得日本存在率先承接欧美国家产业链的条件，叠加美国在二战后执行复兴日本政策，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的技术，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占全球贸易量快速上升。

第二次产业链迁徙，日本迁出，亚洲“四小龙”及拉美国家迁入：日美贸易差额在70年代逐步扩大，日美贸易关系加速紧张，贸易摩擦频现。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也在1975年达到了高峰，之后开始下滑。日美贸易争端频现，及劳动力结构开始老化，这两个原因加速了日本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向外转移。而此时，亚洲“四小龙”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在80年代开始大幅上升（先于中国内地），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开始转移至这些地区。

第三次产业链迁徙，亚洲“四小龙”迁出，中国内地迁入：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建国一代”（1950年至1960年出生的婴儿潮）步入成年，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快速提升。21世纪初，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绝对规模，和占全国人口比均达到了顶峰，劳动力资源丰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中国内地出口量在全球的份额快速提升。但是，中国劳动力规模的峰值在2014年开始出现，而且由于出生人口在1995年后塌陷，这导致2015年至2020年，20至30岁劳动力规模率先塌陷，劳动力年龄结构开始老化。

二、全球人口共振，劳动力增速已经触顶

1994年，全球青壮年劳动力增速达到顶点。二战刚刚结束后的1950年至1960年，发达国家和中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2，这代人口在70年代开始成年，使得青壮年劳动力（25岁至49岁）增速快速攀升，同比增速在1994年达到峰值2.6%。之后，劳动力增速进入下滑通道，叠加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升级，新出生人口塌陷，这导致1994年至2000年青壮年劳动力增速快速下滑。之后，进入21世纪初，80年代出生的“回声潮”（即为二战结束后婴儿潮引发的出生高峰）人口开始成年，劳动力下滑阶段性放缓。2013年，全球劳动力增速再次开始加速下滑，在2017年，全球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增速下滑到1%以下，2020年，全球青壮年劳动力增速仅0.7%。

向前看，全球劳动力增长的红利逐步消退。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劳动力增速将在未来80年进入缓慢下滑的通道，并在2086年进入负增长（注意，联合国尚未考虑到2020年新冠疫情对新生儿出生率的冲击）。而且，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在2020年后快速下滑，新增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不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分散于非洲、拉美、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新增劳动力群体的劳动生产效率较低，叠加气候炎热，地缘政治动荡，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经济系统总产出的增速，受人口增速、资本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人口增速的下滑，对整体经济增速会造成拖累。虽然劳动力增速在1994年就开始触顶下滑，但是进入21世纪，全球开启了两轮朱格拉周期，资本要素继续积累，互联网、新能源等科技快速发展，全生产要速率快速提升（尤其是中国、印度）。因此，资本增速、全生产要素的提升，短期内弥补了人口增速的下滑。向前看，全球经济想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