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下的犯罪-进城农民工犯罪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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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下的犯罪:进城农民工犯罪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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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在国家政策与转型期社会变迁生活的压力下为追求利润与自身发展大规模涌入城市，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体制固有的遗留问题及其他客观原因，进城后的农民与城市社会、城市居民发生不同程度地“磨擦”，并引发冲突以至越轨行为――犯罪，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并阻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1〕，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据统计，目前跨出乡镇区域以外流动的大约1.3亿人左右。在现存的制度与体制框架内，这样一个规模庞大、贡献突出的群体却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得到维持，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面临重重困境。因此，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磨擦与冲突时有发生，“农民工犯罪”现象的出现则是各种冲突和磨擦的集中表现，而且对城市的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综合已有材料：制度层面上，由于政府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导致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遇到困难时“主要依赖的仍然是自己在乡土社会上的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几乎是农民外出务工的唯一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本”〔2〕，正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支持网络的缺失，在他们遇到生计困难、陷入困境时，不得不铤而走险。心理层面上，农民工作为结构性弱势群体，由于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不公正对待，使他们感到从“乡村的主人”变成了“城市的被歧视者”，这种角色落差的心理使他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现状产生不满情绪，产生不平感，产生各种攻击性、报复性心理以及反社会心理。由此看来，农民工面临的这一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最终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进城由“农”变为“工”后为什么会引发出诸多社会犯罪现象?笔者认为，由于制度性要素支撑的缺失，农民工在城市中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受到双重剥夺使生活陷入困境后，内心产生了“角色落差”。从表面上看，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面临的生活困难是直接导致他们产生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但是，农民工阶层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为什么会面临着重重困难?对此问题的回答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进城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来看，他们从“饥饿逻辑”到“货币逻辑”再到“利益逻辑”〔3〕，并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观故意。笔者认为：农民工阶层出现以后，之所以出现个体行为的越轨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现存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未能为该群体提供一个稳定、安全、公平的生存空间，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阶层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下，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受到城市生活中“显型利益”――经济利益与“隐型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双重“剥夺”，又受到城市不同程度的歧视，与城市居民相比内心产生“角色落差”感，促使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发生行为上的越轨现象――犯罪，也就在所难免。

(一)“显型利益”――经济层面利益的被“剥夺”。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建国后建立起来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原有功能是从制度上确立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别，对城乡居民实行差别供应。城乡二元制度一经确立，国家将国民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开来，并据此将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很明显，户籍制度的确立及其后的功能发展改变了设置前的初衷，在此情况下，农村居民即使突破地域限制进入城市，但无法突破身份限制，因而无法与城市居民一道共享国民待遇。首先是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各类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户籍管理特别严格，非城市户口落户大、中城市的制度性成本很高，基本上属于“购房移民”、“技术移民”，即便如此，有些城市还要看农民工是否达到政府提出的进城务工最低年限。其次，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制度对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造成了间接性不利影响。正是通过户籍制度这个载体，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各个方面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直接构成了障碍。对农民工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就是：“政策与制度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与农村户口的人仍然持有双重的标准；对前者是保护，对后者是限制”〔4〕。“没有户口，那他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越是社会底层的人，户口对他的影响也就越大”〔5〕。

(二)“隐型利益”――政治层面与精神层面利益上的被剥夺。城乡二元制度不仅从经济上排斥了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起分享国家资源的机会和可能，并在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上，也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我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