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女性描写缘由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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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女性描写缘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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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颜畅

摘要：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是南北朝时期女性描写的代表之作。整组诗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几乎每首都涉及女性描写。针对这种现象，笔者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特征，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拟作诗歌的风气和民歌创作的环境等四个方面来对《子夜四时歌》女性描写缘由进行研究。

关键词：子夜四时歌;女性描写;缘由

《子夜四时歌》是南北朝时期人们根据晋《子夜歌》之声所造的四时行乐之词，诗歌清新灵动、绮靡多情、脍炙人口、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传唱之属。今人对南朝《子夜四时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情爱主题及诗歌意象上，从女性描写视角对其进行探析和研究的鲜有。经笔者对《子夜四时歌》涉及女性描写的诗歌进行数量统计，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特征、社会风尚、诗歌拟作之风及民歌的创作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女性描写缘由。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子夜四时歌》均为拟仿之作，是南朝时期人们宴游赏玩时的助兴之词。据笔者初步统计分析，《子夜四时歌》75首，其中或是在诗歌中直呼“燕女”“织妇”“佳人”，或是以女性第一人称视角拟作诗歌，或者间接的以“罗裙（裳）”、“玉钗”“画眉”“闺中”“田蚕事”“采芙蓉”等女性的服饰容貌和日常生活来进行女性描写，这样一类的诗歌大概有41首，超过了《子夜四时歌》诗歌数量的一半。而剩余34首诗歌有写情人约会、有写相思之苦、有写表诉衷肠、有写意恐容颜迟暮、甚至有写男女房中之事等等，几乎每首都关乎儿女情长，所以这也间接的涉及到女性描写。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几近每首都与女性描写相关联。由此，也可以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关系较之前一个时代是有微妙变化的。究其原因，大抵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觉醒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有所觉醒的时代。由于朝代的频繁更迭和南北方的对峙局面，使得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局面受到冲击，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1）。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上的相对自由和活跃，人们对自我意识的追求也更加明确，文学的主题从对皇室贵族的歌功颂德、文人儒士的谈穷诉苦，愈加广泛地扩展到男女恋情和交往，犹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到的“六朝文学是‘儿女情长，风云气短”（2）。诚然，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中以女性描写为主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但同时，也是当时思想的相对宽松自由，人性的相对解放和觉醒，才使得“儿女情长”及女性描写能在六朝文学中频频出现，如《子夜四时歌》中的“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裙”、“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香巾拂玉席，共郎登楼寝”、“握腕同游戏，庭含媚素归”等。

二、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对的宽松自由

魏晋南北朝，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汉时相比，是相对宽松自由的。东汉班昭所著《女诫·专心》中提到，“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3）。而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中载“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4）。从妇女婚姻生活中，对女性能否再嫁之事的接受和允可程度能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女性的礼教束缚是相对减弱了，在一定情况下，夫家已能接受并许可妇人再嫁。

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更是专设“贤媛”一门，整卷书中其他门类里也不乏塑造了一些聪慧睿智的女性形象，诸如赵母、许允妇、山公妻、谢道韫等，都在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

更有沈约《宋书·前废帝纪》记载：“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5）。这大概是史书所录中国古代女性最直言坦荡地呼吁“男女平等”的记载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皇族宗室、士族阶层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相对改善，话语权有所提升，由上至下，到了平民阶层也便如此，体现在通俗文学中，就集中在民歌上。这也就不难理解《子夜四时歌》为何以女性描写为主，且不少诗歌的拟作身份即为女子的情形了。

三、拟作之风盛行，特别是男性文人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拟作之风盛行，到了南朝，愈是更甚。据统计，南朝“共有88位诗人，创作了400首‘拟作闺音类诗歌，占汉魏六朝此类的五分之四还要多”（6）。这个时期，拟作闺音的诗歌大多带有一种行乐赏玩的情趣。多数男性诗人或是代拟闺音或是直接描写女性服饰形貌、体态风采，将男性眼中的女子情态以女子之口代言之，绮靡多情之韵更耐人寻味。如《子夜四时歌》中“阿那曜姿舞，逶迤唱新歌。翠衣发华洛，回情一见过”，“叠扇放床上，企想远风来。轻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