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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浅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下)

三、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

私法精神对法治建设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重视私法精神的构建。那么，如何构建我国的私法精神呢?我们认为，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扩展社会自治领域，为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

私法精神植根于市民社会，体现着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化发展是现代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也是现代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社会运行机制。市民社会通过自主自律性发展，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更加强调政治诉求，更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是一种良性互动。市民社会构成了政治体系中权力分立及多样化的基础，即市民社会是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基础。私法精神之构建首先必须要求社会提供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要提供和谐宽松的环境就应当扩展社会自治的领域，自治的观念是私法精神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在一个以私法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个体自由、社会自治应当摆在更显著的位置。这一切显然是市民社会的题中之义。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公法社会格局，这一格局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是统治的控制的一方，社会是被统治的被控制的一方。建国后，中国奉行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吞噬了社会和其他组织的领域，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极大扩张，公民社会退守到极为有限的一隅。要改变这一格局，就应当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凡是能够通过社会自治解决的问题，法律不涉足;凡是能够通过私法途径解决的问题，公法不涉足。通过不断扩展社会自治领域，要逐渐形成国家和社会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相互增进、相互制约的良性循环的格局。国家不是万能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通过社会自治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社会自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使社会自治的思想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从而为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自由、平等、正义、权利、契约等信念乃私法精神之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此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自然能体现法治的要求和原则。

2、增强公民权利意识，为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权利意识与权力意识相对应。在我国目前情形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而权力意识浓厚，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势在必行。增强权利意识，限制公权力其实就是要求公共权力机构依法行政。如梁慧星教授所指出：依法行政首先是公权力的界限问题。一直以来讲依法行政有个倾向，即好像依法行政就是要多制定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定尽量完善的行政权限和行政程序。是不是行政法规尽量完善了就实现“依法行政”了?肯定不是。因为依法行政并不首先是行政程序问题，行政程序问题只是依法行政的表层问题，而依法行政的实质其实是公权力的界限问题。靠什么去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靠人民和企业的私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即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用私权限制公权。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不论是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延安黄碟案，还是前不久北京的商贩杀死执法城管队员的案件，行政权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的私权利，像这种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这一状况亟待改观。

所有权是其他权利的本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在演讲中曾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烂了门槛的破房子”。这样一种私权(所有权为一典型私权)至上的私法观念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宣扬。私法精神是一种权利要求和权利保障的精神，权利观念导源于商品经济的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上的权利观念逐步渗透到政治、法律等社会各个领域，从而形成政治、法律乃至整个社会的权利本位观念。权利本位精神先被私法确认，再上升为宪法权威，使其逐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随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利本位化，政治体制和运行以保护和最大限度地扩大个体的权利为惟一的原则和最高

纵观西方国家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不经过数年的时间和数次争论，是不可能制订一部优秀的民法典的。《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从1874年2月28日，成立了一个“准备委员会”(Vorkommission)，决定制定民法典的计划的立法过程开始，一直到1896年8月24日公布，经过了整整22年之久。也许有人会提出：比《德国民法典》更早传之于世的《法国民法典》只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一点更是从侧面反映了私法精神对一个国家法制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在《法国民法典》制订之前，法国已经经历了思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伏尔泰、罗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巨匠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私法精神进行了大力宣扬，在这一过程中，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