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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
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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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龙宝王文亭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收益;成本分摊机制
:F323.6:A:1009-9107(2018)03-0037-08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长期定居,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个人融人企业、子女融人学校、家庭融人社区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限制劳动力流动政策的逐步放宽,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从图1可以看出,在农民向城市就业转移的同时,大量农民工难以融人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户籍城镇化率远低于人口城镇化率,半城市化和不完全城市化问题凸显。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问题的研究较多,但是较为分散,不足以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农民工市民化的不断推进,不仅需要相关制度的改革,更需要资金的投入,以满足市民化过程中的基本权力的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平等享受。收益因素也影响着市民化过程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选择。本文将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厘清其内部关系与矛盾,以期形成一个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
根据成本与收益理论,社会成本主要来自于经济主体的外部性,而外部性主要来自于市场机制和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从社会成本理论出发,农民工市民化中的社会成本来源于农民工劳动制度性的贬值与基本权利的丧失,是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体制导致制度失灵的结果,也是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的劳动贬值与基本权益缺失的补偿。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特殊性,国外农民非农化模式的研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不大。相对来说,国际关于移民国民化的研究与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更加相似,对我国也更具有借鉴意义。Vernez等认为移民成本包含联邦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国防、科技扶持、行政支出与国债利息支出等。Borjas等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时发现,政府为每个移民的公共开支所支付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同样以美国为例,Camarota测算发现为推进无证移民国民化,美国政府除了为其承担社会动荡的风险,还要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预计为288亿美元。Chiswick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移民会恶化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因为移民中新增低技能劳动力将导致所有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同时,低技能工人的增加将导致边际生产力的增加,从而提高高技能工人的工资率和资本回报率,使其逐渐偏离帕累托最优点。除此之外,移民成本还包含非经济成本,Giordani等指出移民进入移民国后会产生“拥挤效应”(congestioneffect),从而增加移民融人社会的成本;Jimfinez通过与123位第二代墨西哥裔美国人深入访谈后发现,社会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会带来额外的移民成本。
在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成本结构与成本测算。在成本构成方面,杜海峰等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由农民工承擔的私人成本与政府、企业承担的外部成本构成。私人成本中显性成本主要有生活和住房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和机会成本,隐性成本主要有失业风险成本、社会交往成本和子女教育成本;外部成本中的公共成本主要有社会保障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公共管理成本、保障住房成本和促进就业成本,企业成本包括社会保障成本、技能培训成本和工资歧视成本。张国胜、曹兵等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应包括私人发展成本与公共发展成本。前者主要为个人生活成本和保险成本。后者主要由政府承担,包括公共管理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胡桂兰等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仅包括社会成本,不包括私人成本。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陆成林和冯俏彬则认为公共成本指除去企业承担部分的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的部分。总体来说,按照成本的不同承担者,大部分研究将其划分为政府成本、企业成本、农民工个人成本3个部分。此外,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个人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有预期的社会心理成本与潜在的机会成本(如放弃土地的机会成本等)等;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处于不同层级的社会空问结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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