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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下)

三、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

私法精神对法治建设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重视私法精神的构建。那么，如何构建我国的私法精神呢?我们认为，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扩展社会自治领域，为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

私法精神植根于市民社会，体现着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化发展是现代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也是现代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社会运行机制。市民社会通过自主自律性发展，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更加强调政治诉求，更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是一种良性互动。市民社会构成了政治体系中权力分立及多样化的基础，即市民社会是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基础。私法精神之构建首先必须要求社会提供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要提供和谐宽松的环境就应当扩展社会自治的领域，自治的观念是私法精神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在一个以私法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个体自由、社会自治应当摆在更显著的位置。这一切显然是市民社会的题中之义。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公法社会格局，这一格局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是统治的控制的一方，社会是被统治的被控制的一方。建国后，中国奉行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吞噬了社会和其他组织的领域，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极大扩张，公民社会退守到极为有限的一隅。要改变这一格局，就应当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凡是能够通过社会自治解决的问题，法律不涉足;凡是能够通过私法途径解决的问题，公法不涉足。通过不断扩展社会自治领域，要逐渐形成国家和社会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相互增进、相互制约的良性循环的格局。国家不是万能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通过社会自治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社会自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使社会自治的思想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从而为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自由、平等、正义、权利、契约等信念乃私法精神之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此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自然能体现法治的要求和原则。

2、增强公民权利意识，为我国私法精神的构建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权利意识与权力意识相对应。在我国目前情形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而权力意识浓厚，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势在必行。增强权利意识，限制公权力其实就是要求公共权力机构依法行政。如梁慧星教授所指出：依法行政首先是公权力的界限问题。一直以来讲依法行政有个倾向，即好像依法行政就是要多制定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定尽量完善的行政权限和行政程序。是不是行政法规尽量完善了就实现“依法行政”了?肯定不是。因为依法行政并不首先是行政程序问题，行政程序问题只是依法行政的表层问题，而依法行政的实质其实是公权力的界限问题。靠什么去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靠人民和企业的私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即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用私权限制公权。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不论是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延安黄碟案，还是前不久北京的商贩杀死执法城管队员的案件，行政权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的私权利，像这种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这一状况亟待改观。

所有权是其他权利的本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在演讲中曾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烂了门槛的破房子”。这样一种私权(所有权为一典型私权)至上的私法观念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宣扬。私法精神是一种权利要求和权利保障的精神，权利观念导源于商品经济的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上的权利观念逐步渗透到政治、法律等社会各个领域，从而形成政治、法律乃至整

能像我们的邻国日本一样，先制订私法的核心——民法典，然后寄希望于在民法典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走以民法制度培育私法精神的道路。民法典的制订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私法精神不甚发达的国家。纵观西方国家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不经过数年的时间和数次争论，是不可能制订一部优秀的民法典的。《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从1874年2月28日，成立了一个“准备委员会”(Vorkommission)，决定制定民法典的计划的立法过程开始，一直到1896年8月24日公布，经过了整整22年之久。也许有人会提出：比《德国民法典》更早传之于世的《法国民法典》只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一点更是从侧面反映了私法精神对一个国家法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