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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沈铁森

当前农村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带来集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传统的道德观念滑坡，人们之间互信互谅的基础相对弱化，然个体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而解决矛盾相比过去更显复杂。出现利益冲突时，农民又往往选择信访来解决。

一、农民选择信访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群众通过上访解决矛盾纠纷的比例居高不下。在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基层民主快步推进的时代，许多矛盾纠纷本可通过正常的司法或人民调解途径解决，但群众为何偏好上访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农民群众的“清官情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告诉人们，要想沉冤昭雪，唯有“青天包大人”。虽然现在早已进入现代法治社会，但群众的“清官情结”依然存在。目前充塞荧屏的电视剧多是此类题材，客观上起到了负面教育作用。由此，碰到矛盾纠纷一时难以解决的时候，就要见“大官”，期待“青天”来快速裁决。

（二）信访体制的示范效应。我们的信访体制是属地管理原则，“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发生上访后的政策是“人要带走，事要解决”。这些制度对于增强下级的工作责任，避免出现官僚作风和不公平现象有很大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给下级的工作增加了压力。现在的群众已非常了解我们的信访体制，择机上访、以上访来要挟基层政府是常用策略。“不管有理无理，上访不会不利”。上访以后问题得到解决的例子也不少，这些都给群众起到了示范作用。人们总是相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不管政策法律如何规定，要求解决的事情合不合理，只要惊动“大官”，也许柳暗花明？

（三）司法制度的尴尬无奈。“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封建社会司法现象的写照。如今，虽然社会制度发生本质变化，但打官司依然需要成本。一般民事诉讼，起步成本在千元以上，尚不包括举证成本，诉讼标的越大，成本越高。群众遇到人身或利益侵害等涉法纠纷时，一般不会积极寻求法律维权，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政府。农村人认为“法院不能进、医院不能进、养老院不能进”，所谓“三不进”。一方面认为打官司不吉利，另一方面觉得打官司不合算。事实上如果标的在两三千左右的案子通过诉讼来解决确实不合算，最后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另外，许多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的赔偿，通过上访后调解处理的数额一般都会高于诉讼解决的数额。群众怎么会不选择上访呢？

（四）村民自治的能力局限。村级人民调解组织，长期以来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许多矛盾纠纷在村一级得到化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矛盾纠纷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对调解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村级调解组织越来越力不从心。特别是实行村委普选以后，调解方面的人才更难兼顾。选上来的村委委员不一定能调解，能调解的又不一定选得上。行政村规模调整以后，村干部职数又受到限制。结果产生调解主任不懂调解，调解委

三、对策措施

分析以上群众上访原因和诉求的主要问题，要做好新时期的信访工作，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要抓好源头预防。矛盾纠纷“防为上，调次之。救为下”。所有信访产生的源头是“公平”二字。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尽量减少社会不公现象，事先平衡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降低信访问题的产生，这是信访工作的重点。在源头预防上，应做好以下几点：

1、管理民主。“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二十字要求之一，农民要民主，农民要权利。在信息高度灵通的时代，如果还要瞒着群众做事，无异于掩耳盗铃。因此不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村务公开和“一事一议”制度，大力推广“夏履程序”，切实保障农民参与管理和监督村务的权力，才能减少群众信访。我镇自2003年逐步推行“夏履程序”管理模式以来，至今未发生一起涉及现任干部财务或作风方面的矛盾和信访。

2、严肃法规。违规要处理，执法要平等。不使老实人吃亏，不让刁蛮人便宜。在矛盾比较集中的违章建筑和劳资纠纷上，尤其如此。在违章建筑问题上，在严格土管城建方面管理法规的同时，要针对农村实际考虑农民附房建设上的管理规定，统一政策。在住房建设上必须加强建设中的动态管理，增强城建监察力度，避免因违章导致邻里矛盾和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在劳资问题上也同样，劳动法颁布已12年，新劳动法又于去年颁布，其他相应法规也非常完善，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十分平常。签订劳动合同、按月发放工资、限制劳动时间等这些基本的规定都执行不了，纠纷和信访怎么会少呢？因此执法严明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针对欠薪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以增强欠薪案件处理的主动性。

3、加强普法。要加强对农民的普法教育，特别是要宣传与农民相关的《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劳动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要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加大普法教育的力度，让群众知法懂法用法，增强依法维权意识，减少无理信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