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实践的多维分析.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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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实践的多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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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71-05

引言

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形塑而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的总和。作为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理念，它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具有直接的价值导向作用。所谓“革命政治文化传播”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革命者在某种价值观念的引领下为实现革命的目标而努力传扬其所信奉的政治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汇集而成的革命政治组织，必然会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所拥有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意识和政治理念，并努力实现大众化和社会化。这种“革命政治文化”的政治传播路径与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的意蕴存在着革命逻辑上的耦合，即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播扩散的动态实践的过程，是以革命政治文化实现社会化大众化的路径依赖的支撑形式。

基于以上考量，笔者认为8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战略大转移，更是一次“革命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工农红军承载的革命政治文化随军而动随军而行，以一种流动行军的历史姿势因地制宜地在长征沿途地区播撒，使得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政治文化广泛传播开来。这种因特殊时期而具有特殊性的“革命政治文化”传播路径契合了政治社会化的逻辑进路，造就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在主体刺激推动与客体反馈吸收的双向互动下所形成共荣共赢的革命政治生态环境，在这种革命政治生态环境下，革命政治文化不仅为红军将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且在民心上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拥戴，在行动上更是动员了民众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事业的爱国壮举，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长征时期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主体特质

政治社会化理论主体即为政治文化传播主体，是政治文化的传播者、倡导者和推动者。通常是由处于社会之中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人格的政治人充当，或者由众多政治个体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构和大众阶层等构成。但不管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主体是政治个体或是政治团体，其中政治人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作为政治社会化理论主体的政治个体和政治团体的政治素养、政治传播策略、政治传播路径选择等主观因素都会对政治文化传播效能产生直接影响。在长征途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尚为一个革命党，在未取得国家政权的情形下，通过传播革命政治文化的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努力实践来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显得更为紧迫也更为必要。这样，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体，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赤色工会、抗日救国会等各种外围革命团体为辅助的政治社会化主体格局业已形成。限于篇幅，这里着重对中国工农红军为主体的革命政治文化传播主体特质予以分析。

1.组织性。“政治生活的主体，历来是两极、四大要素所构成：一极是人；另一极就是制度。在这两极中间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人的观念，可概括为价值；二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组织。”[1]处于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以共产主义政治价值观为导向聚集而成的政治组织，其所具有的组织性是红军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本质属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86如果组织性是所有政治组织的共性，那么对于善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支部建在连上”便是红军组织性的个性所在。长征途中，红军各军团、师、团、营都设立了党委，并且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各排、班中都建有党的小组。红军通过这样一种基层党组织组织性和结构层级性的运行机制，能够及时有效地把党的路线方针和纲领政策广泛深入地贯彻到广大工农红军和工农群众中去，使得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速度快、力度大、幅度广。

2.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3]工农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严明的纪律性是其在革命动乱年代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也是红军作为一个革命政治组织获得民众内心政治认同的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长征时期工农红军以其严明纪律性扭转了“贼过偷一半，兵过全不留”的以往旧式军队过境的恶劣形象，“严格执行三条纪律”，“特别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付给比价格多一倍的钱。请群众缝补衣服，磨青稞面，也给报酬。”[4]这些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