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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兴衰的思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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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兴衰的思考及启示

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众多著作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享有极高声誉。韦伯和贝尔分别以“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为核心助动，描绘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兴衰。衰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在造成个人作为“公民”和“资产者”人格分裂的同时，其困境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忧思，回归宗教伦理成为资产阶级学者探索重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兴衰历程，为思考和解决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困境提供了借鉴，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从韦伯到贝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兴与衰

（一）韦伯：以“宗教冲动力”为核心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观念，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亲和力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韦伯并不是一个历史唯物论者，他坚决反对用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伦理价值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①

韦伯所指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隐蕴在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财富的精神）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包括节制有度、遵守契约、法治观念、个体自由、精明能干、勤于事业。韦伯认为正是新教的伦理观念孕育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新教伦理是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内核，而促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形成的宗教基础则是16世纪宗教改革中德国路德教的天职观和北欧加尔文教的入世苦行禁欲主义。

就天职观而言，在将《圣经》转译为德文时，路德将Calling（神召）一词译为Beruf（职业、天职），使原指神的召唤的Calling具有了世俗化的倾向。路德认为履行职业劳动是上帝所能应允的唯一存在方式，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实现形式，“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吴广丽：《韦伯新教伦理对建设和谐社会文化道德体系的启示》，《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加尔文的“预定论”则进一步完善了天职观念：“上帝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谕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的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谕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失去这种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8-79页。正如韦伯所言，“将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确定恩宠态度的最佳、到头来往往是唯一的手段，忠实地从事劳动，即使工资很低也不计较，是上帝深感欢欣的”。彭穗宁：《资本主义精神兴衰历程的启迪——对韦伯和贝尔两部代表作的解读》，《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天职观从道义上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合法性，摒弃了中世纪“商业不能取悦上帝”的宗教观念，使人通过艰辛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获得财富具有了宗教合法性，这一新教伦理观念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形成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入世苦行禁欲主义而言，韦伯通过对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运动诸教派与教会的分析考察总结出：不同的教派虽通过不同的途径（如圣事或忏悔等）达到蒙恩状态，但都是通过与世俗活动相联系的信仰来证明获得蒙恩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甩手关上了修道院的大门，进入了生活的集市.担负起了新的任务”，[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清教徒开始以尘世作为自己的修道场所，传统宗教的出世禁欲主义转变成入世禁欲主义，并在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贝尔：以“经济冲动力”为核心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在“宗教冲动力”逐渐式微、“经济冲动力”充分释放之后形成，因此，“经济冲动力”是当代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内核和核心助动，使其表现为极端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拜金主义。

贝尔曾指出，至今（六、七十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考量视角大多在韦伯思想影响下形成，但他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存在双重起源，即“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交相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