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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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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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Instituteof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1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甚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Charles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Schmidt,G.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W.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MichaelD.与March,James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甚么事情6。Kell,Clark和Garion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n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E.Corrigan，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于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研究10，后者主要以文献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11。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式（许晓东，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16，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选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杰，2002）18。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