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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吴佩孚研究述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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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龚倩

7.吴佩孚的晚节问题

关于吴佩孚的晚节的研究。刘涛指出重庆国民政府对吴佩孚的去世比较重视，明令褒扬吴佩孚保持晚节，这“不仅树立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和宽容形象，而且有力地鼓舞了全民的抗敌信心，震慑了摇摆不定的人。”[35]关于吴佩孚去世原因的研究，学界一直没有统一定论，大多数人认为吴佩孚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与此同时，有学者从更理性的角度考察吴佩孚的去世，例如：苏全有将相关材料予以比照分析，认为吴佩孚并非为日本人所杀，而是死于牙疾引发的血毒症。[36]林辉锋和黄宝撰认为吴佩孚之死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日伪方面指吴佩孚之死为正常病逝，重庆方面则坚称吴氏死于日方毒害，这体现了抗战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37]林辉峰也指出依据汪崇屏的说法，吴佩孚是死于一位姓曹的江湖医生之手。[38]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8.对吴佩孚的评价

韩世杰认为吴佩孚与其他北洋军阀相比有其实质性的区别，在个人生活方面主要体现为学者或文人的洁身自好，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念。韩世杰还指出，评价吴佩孚应做到统筹分析，将吴佩孚置于历史大环境之中，客观公正地评述。[39]范国平也认为吴佩孚与其他大军阀相比有实质性的区别。蒋跃波通过分析蒋介石悼念吴佩孚的原因，也引发对如何评价吴佩孚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指出在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注意历史性、全面性和辩证性。他认为吴佩孚的一生“其过错是远远大于功绩的，因此，对其晚年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则不宜拔得过高”[40]。刘明钢也认为：“吴佩孚是个复杂的人物，他对日媾和的活动也很复杂。吴佩孚始终坚持主和的立场，并公开进行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对日媾和活动，虽然最终没有当汉奸，但不宜评价过高。”在吴佩孚致汪精卫函的基础上，刘明钢又指出：“吴佩孚与汪精卫的汉奸言论有很多共同点”，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41]苏全有和高航通认为：“吴佩孚负面形象的生成不是一朝一夕、单方面作用形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期而持续的积淀，集合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结果。”[42]学界对吴佩孚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近十年学界在评价吴佩孚的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物评价方法的认识，这对人物史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9.其他与吴佩孚有关问题研究

与吴佩孚有关议题研究一直都有新的发展。近十年对吴佩孚已有研究的进一步认识还有很多，如围绕民意方面：张杭杭通过社会各界对“庐山会议”的态度及其原因的探讨，“从‘新中国的大英雄到‘欺名盗世之徒，吴佩孚至此在民众中的声誉已大不如昔。民意不可欺，吴佩孚想借民意之名谋一己之私，那么其结局注定以失败告终。”[43]杨天宏通过对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指出了吴佩孚等倒台的原因。[44]政治方面：张建军分析了担任两湖巡阅使的吴佩孚。[45]馮巧霞认为吴佩孚依靠直鲁豫巡阅使这一特殊体制，对北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46]杨涛从北洋陆军第三师的视角剖析了吴佩孚的起家、发展、兴盛和衰亡，指出曹吴集团的成功与失败都与第三师休戚相关。[47]刘兰昌认为吴佩孚的政治表现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和时段性。在直系和吴佩孚崛起阶段，吴佩孚展示出派系政治领袖的良好素养，使他一度成为历史的聚焦;及至直系执政，便逐渐暴露出缺陷。刘兰昌还分析了吴佩孚前后差异的原因。[48]杨天宏围绕罗文干案，揭示了吴佩孚在直系内部政争中所扮演的角色。[49]张忠分析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坚不下野的原因。[50]此外，还有对吴佩孚诗词绘画等方面研究的议题。

对于吴佩孚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有些问题因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原因而带来研究结果的偏差。孙晓燕对赖德霖先生在《吴佩孚，吾佩服》一文中认为“在北京政府改建故宫三大殿为议院的紧要关头，是吴佩孚挺身而出，成功阻止了这一‘现代化改造”的说法表示疑问，指出吴佩孚的反对电并未对紫禁城的改造发生根本的作用，还进一步指出赖文中“收电人是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张绍曾及其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政总长张弧”一句与史实不符。[51]杨潜纠正了关于吴佩孚家庭成员姓氏、生卒等问题的错讹，阐述了吴佩孚家世及家族成员的真实情况。[52]周云列举了《周士第回忆录》、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回忆、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五卷以及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在武昌战役中吴佩孚守军人数的不同，通过分析刘玉春的说法、北洋军制等资料，认为在北伐武昌战役中吴佩孚守军应为15000至16000人。[53]苏全有经分析指出“由吴佩孚主导的直皖战争，一些偶发因素影响了其进程;援鄂战争中，所传吴佩孚掘堤放水之说不实;洛阳全胜时期，吴佩孚也并非像外界所说那样迷信武力统一，故有‘孙、吴、蔡的联络;报纸上对南口战役所载血战数日，伤亡惨重，事实上多有夸大之词。”[54]刘军成考证了“在《艺术中国》2012年第11期杂志中，石家庄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