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1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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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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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贸易所得、贸易模式与贸易政策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三大主题，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贸易条件（TermsofTrade）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的主要指标，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不容小觑。传统的贸易条件即价格贸易条件[1]，也称净实物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NBTT），以进出口商品的交换比价来表示，其上升或下降意味着一国经济福利的改善或者恶化。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包括农、矿产品在内的初级产品在要素报酬递减及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其价格应该是不断上升的，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制成品的成本则会逐渐下降，价格也会逐渐降低。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和汉斯·辛格（HansSinger）则认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需求收入弹性、市场容量、技术变迁以及劳动市场组织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生产制成品的发达国家因生产力提高而得到的贸易利益分配并不平等，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好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

然而，近年来一些新的经济现象表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恶化趋势似乎并不如过去表现得那样明显。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类初级产品与以咖啡、玉米、大豆等为代表的非能源类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以电子类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不断下降。在前者带动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石油出口国以及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不断好转，而在后者的影响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贸易模式的转型之后，似乎仍面临日益恶化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面对历史及现实经济现象，有必要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探讨其决定和影响机制以及最新变化结果。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优化贸易结构、争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二文献综述

贸易条件的概念源于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并经历了由单一的价格贸易条件，到综合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演变过程。传统的贸易条件指的是价格贸易条件，也被称为净实物贸易条件，表现为进出口商品之间的比价，其公式为NBTT=［P（X）/P（M）］×100，其中P（X）和P（M）分别代表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单位价格指数。价格贸易条件作为贸易条件的基础，对贸易利益的反映直接明了，在实证研究当中，其简便的计算方法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其得到了广泛应用。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hSingerHypothesis，PSH）从实证上反驳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将不断好转的论点。20世纪中叶，普雷维什在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报告中，通过对进口初级产品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英国贸易数据的分析得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5.9%，折合至每年约分摊5.8个百分点[2]。稍后，德国经济学家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二者的这一研究成果被学术界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即通俗意义上的“贸易条件恶化论”。

普雷维什和辛格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有效性以及南北贸易利益分配公平性的质疑，使得众多学者纷纷加入了这场讨论。根据黄满盈（2009）综述，许多学者对于该命题的立论依据和理论基础纷纷予以质疑。其反驳意见集中于：一是典型性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不具有世界代表性；二是进出口价格计算不够科学；三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对贸易福利的解释尚不完整。

由于PSH的结论来源于实证研究，不少学者也纷纷以经验性数据进行辩解或反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类。

（1）关于国别代表法研究。以某一国家为代表，对世界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的研究，如刘易斯（W.A.Lewis，1952）和埃尔斯沃斯（P.T.Ellsworth，1956）。前者尽管对产品进行了新的分类，并剔除了运输成本对数据的影响，但并没有改变PSH的结论；后者则通过选取发展中国家为典型代表，对同一时期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实证研究，再次支持了PSH的结论。

（2）关于直接法研究，即基于这两种产品相对价格本身对贸易条件进行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组数据当属世界银行的格瑞利和杨（E.R.GrillM.C.Yang，1988）编制的1900～1986年26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简称G-Y数据）。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卡辛和麦克德莫特（P.CashinC.J.McDermott，2002）将研究扩展至1998年，世界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