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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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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两篇］

论文化哲学的中国资源及其世界意义

李鹏程

强调哲学的文化属性是研究哲学的前提

如果我们把“哲学”定义为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思考的“思想”形式的话，那么，把“哲学”称为“文化哲学”。就是要提醒人们在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时刻不要忘记这种思考是有自己的绝对必要的、全然不能脱离的“文化”背景和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任何哲学都必然是“属于”“某一种文化”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哲学看作是“复数”的。换言之，世界上绝对没有可以涵盖人类一切文化的所谓“大写的”、“普遍的”哲学。

我们中国人在一定意义上接受了欧洲人的“哲学”概念，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开始使用“哲学”这个词。但到今天。反思先贤暂人应用这个概念的本意。还是在于要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做两件事：一是介绍西方的哲学，二是用它来整理中国人的思想历史中那些最概括的、最具有普遍意义和思想建构能力的元思想、元观念。当然，这种梳理和整理对西方的哲学框架有或多或少的“路径依赖”或者依赖的倾向。

对于如何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做学问。尤其是做中国学问，即梳理中国思想及其历史，大致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首先把“哲学”定位为西方人的传统思想方式，即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相继演变的那种西方学术套路的哲学思想和话语，并“不言而喻地”认为这是普遍的哲学思路，也从而据此把思想切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组成部分。这些用西方哲学的结构方法来规范中国思想的方法，固然对于当代中国人从西方思想的角度认识和反思中国思想及其历史不无一定的启发和教益，但这种规范方法所隐含的问题是：肢解了中国思想的原生结构和其历时性的文化系统性。

另外一种则是确认“哲学”这两个汉字为我们中国人对人类各个文化(圈)的思想(话语)的普遍性、法则性、系统性进行概括，并探寻其原生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任务。我们把从这个立意出发所面对的“哲学”称为“文化哲学”。突出哲学的文化性质即其文化属性，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在不同文化中的“本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大的、分属于不同文化圈的哲学，即“文化哲学”。这些不同文化的哲学总的名称可以叫“哲学”。但直至目前。人类还没有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哲学”。所以，“哲学”在其文化属性上来说，是“复数的”。如果当今的人们一定要追求一个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的话，那就只能按照各个文化圈的共同协商原则，对诸种哲学进行“有机的”综合。尽管这是一件令人神往的学术追求，但对这种劳作的艰苦性和复杂性。我们似不可低估。

中国哲学因其文化属性而具有的思想起源的特性

与欧洲哲学从欧洲文化所生、属于欧洲文化一样，中国哲学从中国文化所生、属于中国文化。因而，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异同，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所属的文化的异同。如果说欧洲哲学贡献给世界的哲学维度上的思想范式和思想成果是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为人类哲学贡献的又是什么样的哲学范式和思想成果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从文化整体的高度，寻找中国文化的“思想问题”，即中国文化在其不同历史时期所关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对照地看。欧洲人从古希腊起，依次关注的是：“世界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向何’而存在?”中国人从古到今的最大的思想问题又是什么呢?从中国原始经典可以看出，殷商时期的中国人最关心的精神境界及其问题是人与神鬼的关系，且以酒饮和祭祀来通神鬼。这种“半文化”的“文化”氛围具有原始宗教的“非理性”性质，它的“崇天”、“疑鬼”、“嗜酒”的特点。恰好就是导致原始文明危机、从而产生最初的理性文化及其思想的前提。周人对“天”的性质以及天人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解释，提出了尊天必须“宜民宜人”。且应以统治者兢兢业业的修“德”为实践的途径。于是“敬德保民”就成为中国上古文化的关注点。而敬德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就是“礼”。可见，“天”、“民”、“德”、“礼”这几个概念，就是周人为中国理性思想在上古的形成作出的范畴性贡献。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的人文主义起源。

与此同时，周人开始思考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规制。这种规制一方面重视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把周围世界看作“易”(变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在探究这些多样性的复杂范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的成果就是《周易》。当然这种对周围世界的考察和经验的获得，包含了许多对神秘的“天”、对人的思维逻辑、对符号及其图形特点和人自身的话语形式等不同程度的不解和迷信。这应该说是周人对中国理性思想的形成作出的另外一个贡献。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