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宁寺记》碑文语言文字体系中探究女真拟声语演唱语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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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宁寺记》碑文语言文字体系中探究女真拟声语演唱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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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真文化是华夏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女真语是满-通古斯语族中满语的祖语，但女真语并不等同于满语，可以说满语是女真语的一种继承和发展。[1]女真语包括不少来自北方不同少数民族语的成分。本文通过对《永宁寺记》碑文中语言体系的研究，对以女真拟声语演唱的民歌进行分析。

关键词：奴儿干;《永宁寺记》碑文;女真文化;拟声语

女真语言研究方面的先驱者德国学者葛鲁贝于1896年用德文编著了《女真语言文字考》，书中也是第一次对柏林本的《女真译语》做了整理、翻译和研究等工作，定义了女真语的族属性质，同时也让人们初步了解到了女真文字和语言特点。

1奴儿干都司《永宁寺记》碑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我国文化是由华夏文化中“东南西北中”各方面文化所构成的。其中，“中”有秦汉，“东”有齐鲁，“南”有楚越，“西”有敦煌，“北”有女真。女真文化是华夏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女真语是满-通古斯语族中满语的祖语，但女真语并不等同于满语，可以说满语是女真语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女真语包括不少来自契丹语、汉语、蒙古语以及其他北方各民族语的成分。位于黑龙江出海口特林地区遗存的女真人历史文献——奴儿干都司《永宁寺记》碑，碑文承载着诸多方面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通过查阅大量女真文字书籍和多方考证，进行挖掘整理，厘清碑文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着重对奴尔干都司《永宁寺记》碑、女真碑文文字给予“修复、释义”和鉴赏。

据迄今掌握的具体情况，早在清代，居住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依兰古城的赵通士是早期研究者和传承者，也是清代著名的女真文语言学者。他热爱满族民歌，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并完整记录了女真语以“拟声语”和“俗语”为主要演唱形式的女真民歌，并留给后人传唱。仅从赵通士的传承来看，目前存留和整理出来的能够完整用女真语演唱的有十余首，所使用的“文字语言体系”源于公元1150年金代所创建的“女真语言文字体系”。在我国，满文学者和世界一些国家语言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一定的探究，但是相关研究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在保护女真民歌的同时，对其承载的语言文字、语匯与声韵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整理。

我们对永宁寺碑建立的相关历史与环境进行分析，还原《永宁寺记》碑文历史内容，从而结合考证女真文字的历史源流和当今人们对女真文化及女真文字的认知研究其音乐文化。

2通过研究碑文发现女真拟声语言的艺术魅力

2.1研究女真语的艺术价值

研究女真拟声语演唱的这种古老的歌唱艺术形式，首先要探究女真文字语言，我们必须了解女真语言文字化的具体规范，而且要从世界人类语言学的发展和语言种类特征来比较和认知。通过语言在词语汇中的语感、语境、语义的递进过程中构成诸多相关的词，并分层次表述所构成的系列术语、俗语、文言用语。通过词汇在语感、语境的深化程度和同一个语义的读音不同来分析、探究生动的语感，进一步诠释永宁寺碑文女真语鲜活的语言表现力，考证在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女真语言文字的巨大文化价值。女真拟声语民歌起源于远古，植根于女真先民的渔猎生产生活之中，也深植于其宫廷文化、萨满宗教文化和民间世俗生活之中，主要以文献学、历史学、音乐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广泛调研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作深入缜密的分析研究，再结合《永宁寺记》碑文释义进行综合梳理和归纳，从音乐历史踪迹、音乐遗存等方面展开专题研究，通过调研和资料的挖掘、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全面、综合地开展对《永宁寺记》碑文史料的考察与研究。

2.2女真拟声语民歌的艺术特色

通过对碑文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发现女真文的“拟声语”和“俗语”两大语汇构成。在研究中发现“拟声语”对想要表现的意境场景和音乐形象能作出更完善的诠释，更好地体现出了歌唱是人与生灵沟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女真文化与其歌唱表演艺术性相结合的最高境界。[2]运用“拟声语”将人声、乐曲和旋律三者统一成一个和谐的完整体，通过4种不同的音色变化、和声色彩的转换、声部的角色交替来相互补充。这些独特的模仿鸟类的拟声语，增强了歌词与旋律的黏性，将人声与曲调旋律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将往常单纯的歌词语言与曲调之间的一些隔膜巧妙地消除掉，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这种歌唱语言的表现形式经过不同声部和不同旋律的形象演绎，使整首无伴奏合唱浑然一体。

由马骥老师结合《永宁寺记》碑文和女真语词汇释义创编的原住民拟声语歌曲《鹧鸪，斡羅塞》就是一首采用原住民“拟声语”为主要素的歌曲。以鹧鸪的歌声、山雀的话语、鸳鸯的诗句、山鸡的演说，还有那蓝天上的天鹅委婉的歌声构成了丽质天成的春之声。[3]从这首女真拟声语无伴奏民歌的合唱作品中的歌词部分可以充分了解到，以女真语演唱的民歌主要还是以大自然界的生命力为创作源泉的，通过4个声部合唱的完美演绎，使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卓越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