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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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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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薇陈莉霞李子轩

摘要：发展县域普惠金融是湖南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依据2017年湖南省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发现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業水平对其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产值占比则反之。据此，应着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协同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Key：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影响因素

：F832.7.64：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1.03.014

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随后得到G20、IMF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广，这对调整经济结构和变革金融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号角不绝于耳。2006年，央行首次将普惠金融理念引进我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将普惠金融明确写入党的执政纲领;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在国家“十三五”纲要中也被明确指出;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普惠金融的五年规划，指明未来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道路;2017年底，为了加快推进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湖南省人民政府立足省内实际印发《湖南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湖南省全面小康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与金融相互影响，抓金融就是抓经济的“牛鼻子”，发展县域普惠金融是湖南省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常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5.38%，以广大农村为腹地的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是未来新秀，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今互联网金融崛起方兴未艾、传统城市金融面临困境，群雄逐鹿，正是发展县域普惠金融的良好契机，县城是目前金融发展的优质区域，发展县域金融刻不容缓，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并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对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概述

“普惠金融体系”概念最先源于2005年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峰会，强调每个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一套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金融服务的健全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PFI）强调普惠金融应着力解决金融排斥的问题，将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为其提供贷款、储蓄、支付和保险等金融服务[1]。

如何全面系统地测度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关于普惠金融指标的评测，Beck利用8个指标对2002—2003年99个国家的金融包容程度进行具体分析[2]。随后，Sarma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扩充，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指数，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效应、产品三个维度对48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验证[3]。Chakravarty在Sarma的基础上测算了各维度对普惠金融指数的贡献值，并发现印度的社区影响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不同，存在区域差异[4]。同年，Arora在Sarma的基础上补充了成本维度，研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5]。国内对普惠金融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杜伟等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建立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指标，囊括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业务的供给维度和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维度，测度了农村金融服务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变化情况[6]。赋予维度权重是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一个关键环节，大部分学者采取了等权重法，缺乏客观性。于是，部分学者提出一些客观赋予各维度权重的方法，包括徐敏的主成分分析法[7]以及王婧和胡国晖的变异系数法[8]。焦瑾璞、黄亭亭等使用层次分析法，并利用三个维度下的19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计算了2013年中国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9]。

对普惠金融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个人特征、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三个层面。金融服务水平会受到民族宗教、人均收入和区位因素等个人特征的影响[10];制度环境方面，有学者从市场状况、财政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来划分研究欧盟金融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11];更多的学者从社会环境方面对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进行了探究。例如，金融服务可及性会受到经济发展状况、交易成本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12]。国内学者认为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效率、就业率、农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等[13]，可以通过加强交通便利、扶持农业、缩小城乡差距等措施提高普惠金融水平[8]。滞后一期的普惠金融水平和公路里程数对湘鄂豫中部三省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14]。通过对广西横县、灵山、田东3县的专题调研，发现电子化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