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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与挑战

——以美国为启示

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导向，世界范围内的教师教育改革呈现出勃勃生机。我国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刚刚起步，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只能说初露端倪。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仍面临学习、借鉴的任务；另一方面，中国教师专业化发展起步虽晚，但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目前，国际教师教育发展呈现出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特征。一方面，各国从自己的教师素质现状和教育实际出发，不断地探索和出台具有本国特色的教师教育改革举措和政策，从而指导本国教师教育发展改革的实践进程，使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呈现出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都关注其他国家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并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取长补短，从而使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教育呈现出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征。[1]

杨天平，王宪平（2009）在综观美、日、英、德、法、澳等主要发达国家与“金砖四国”(BRICs)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亚洲四小龙”(Asia,fourlittledragons)的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南非、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呈现出如下特征和趋势：一是政府十分重视教师和教师教育；二是大力加强教师教育法制建设；三是积极推进教师教育体系开放；四是着力提高教师教育层次水平；五是充分重视教师教育质量；六是系统开展教师职后继续教育；七是不断强化教学实习实践环节；八是紧密联系基础教育教学实际，以切实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2]

一、美国教师教育的最新发展

（一）多元文化的视角与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计划

在美国，民族差异、城郊差异等纠结一起，影响了教师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的视角。多元文化视角也已经渗透进了教师教育的研究之中。教师教育的研究者看到，由于城市学校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在文化、民族、种族、社会和语言上的差异，存在着定位在郊区生活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规范灌输给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南希·辛弗尔（NancyZimpher）等研究者决定创立“用以改善教师教育的城市网络工程”（UrbanNetworktoImproveTeacherEducation），其中有一项是为初等教育教师设计的“城市/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计划”。这些初等教育教师以后都在城市/多元文化地区从事教学工作，面对的也基本上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贯穿整个计划的理念是多元文化教育（反种族主义教育），从而使未来教师能够审视学校和社区的、儿童发展的、课程的以及教学的社会文化背景，能在城市学校的教学实践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世界公民”的提出与“反思性教师”的培养

当反思在美国成为公民教育主题的时候，“培养反思性教师”自然成为了公民教育的重要延伸。研究者格里弗林认为，无论是在集权还是在民主的社会，儿童都是未经批判地接受一些信条。由此，教师要在这方面负起责任来，应该将不同层次及程度的反思引入到学生成长的经验中来，以唐纳德·舍恩(DonaldSchon)于1983年出版的《反思的从业者》一书为标志，美国学者开始热衷于将教师作为智者和反思者的研究。“反思性教师”成为许多著作、刊物文章、会议文集、博士论文的主题，被整合到教师认证的标准之中。研究者普遍认为要重塑教师的公民身份结构。教师在价值观取向上，要有全球化视角，宽容并愿与人合作，关心人类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共同的问题（如环境的保护等）；在知识储备上要丰富多样；在技能上，要具备读写技能、系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冲突解决的能力；在行为上，要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的各种活动中去。[3]

（三）将教师教育看作是政策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经过许多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教师教育是一个政策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确认中央政府、州政府和教师教育机构这些政策制定者中，哪一个或者哪一些是最主要的、最有积极影响的。

将教师教育看作是政策问题意味着在教师教育机构和政府层面都有很多政策与实践问题。如，在教师教育机构层面，哪些人能来学习教师教育课程？课程的要求是什么？教师教育的课程及其结构是什么？在政府层面，怎样对教师进行测试？教师的准入机制是什么？教师资格证的要求是什么？等等。这些都要有大量的实证证据来支持，看究竟哪种政策是最好的或者是相对比较好的。如，在中小学，实践者在着力探索职前教师的哪些素质和特点对学生的学习最有影响。在各州和更高层面，政策制定者在寻找证据，特别是采用了较为复杂的多元统计技术的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考查教师培养的哪些方面对学生的学习特别是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系统的、积极的影响，哪些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