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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与法——“何武断剑”的法文化分析

[内容摘要]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依据，道德、情理等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法律与情理的关系，让情理与法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本文将以“何武断剑”为话题，分析“何武断剑”的法律逻辑和情理因素，浅析当今司法工作者在司法过程中如何适当结合情理，做出“合情合法”的裁判。

[关键词]情理法律何武断剑法文化

一、“何武断剑”的典故及其相关介绍

前汉时，沛郡有家富翁，资二十余万，有男三岁，失其母，又无亲属，有一女不贤。翁病，因恐女争其财，儿必不全，因唤族人为遗书，令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后又不肯与儿，儿乃诣郡自言其剑。时-太守司空何武，得其辞，因录女及壻，省其手书，顾谓吏曰：“女性强梁，壻复贪鄙，畏贼害其儿，又计小儿即得此财，不能全获，姑且俾与女，内实寄之耳。夫剑者，亦所以诀断，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复还期剑，当明州县，或能明证，得以审理。此凡庸何能用虑宏远如是哉！”悉夺取财物以与儿，曰：“弊女恶壻，温饱十年，亦已幸矣！”闻者叹服。《太平御览》卷836引应劭《风俗通》

何武判决所有财产都归儿子。女儿女婿不服，何武喝道：“弊女恶婿，温饱十年，亦已幸矣！

《太平御览》卷836引应劭《风俗通》

何武——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居官好奖士类，士多归之。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为扬州刺史五岁，入为丞相司职，出位清河太守，累官大司空。杨奉琨校释《疑狱集

杨奉琨校释《疑狱集·折狱龟鉴》之何武篇387页

二、“情理”——何武做出的判决依据

（一）何武做出判决的依据是“情理”

“所谓‘情’既包含与审判有关的情节、情况，也有当事人在特定场合的心理、感情，还有具体场景中人们相互之间的‘情面’、‘面子’。所谓‘理’，有蕴藏在大量民间习俗中的道理、常理的意思，也有儒家所谓‘天理’的内涵，‘情’与‘理’相互连接、相互补充形成‘情理’，即中国式的理智、良知。”情理蕴含了人类社会最为朴素的道德、情感，和人的血缘关系即人伦不可分开。

何武作出判决的依据是“情理”。“何武断剑”中的“情”表现为父女之情、父子之情，姊妹之情；“理”表现为恪守礼节之理，孝贤之理、内外有别之理、子承父业之理信以及守承诺之理。父亲对女儿尽了抚养义务，女儿理应孝敬父亲，这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父女之情。富翁女儿出嫁之后，不能恪守礼仪，与其父亲关系不好，有悖“孝贤之理”。若富翁真决定把财产留给其女儿，那么财产将属女儿女婿共有。富翁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按照常理富翁会将财产留个儿子，“人皆有倾向于子，而自外于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因此富翁将财产分给女儿，有悖“内外有别之理”。按照西汉的法律，未嫁女子享有继承权，但家有男丁的，应由男丁继承家业，富翁遗嘱规定将除宝剑以外的其他财产留给女儿，有悖西汉礼法之规定。按照遗嘱内容，富翁之子十五岁时向其姐姐、姐夫索要宝剑，其姐姐、姐夫却因为贪财拒绝交付，此属不信不义，有悖社会伦理道德。

“何武断剑”中富翁的遗嘱多处违背社会常理，人之常情，和当时的社会礼法格格不入。为什么富翁会立下如此“不合情理”的遗嘱，何武认为富翁立此遗嘱是无奈的选择。富翁女儿不守礼仪，贪财无厌，为了得到父亲财产有弑杀三岁小弟的可能，富翁既得保证儿子能顺利继承财产，又得防止女儿对儿子构成威胁，所以才立有遗嘱“令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此付之’。何武认为富翁“遗一剑”给儿子，真是费尽苦心，表示其本意是将财产留给儿子。通过对案件背景以及人物之间情理关系的分析，何武判决富翁所有遗产归其儿子所有。

与“何武断剑”很相像的一个案例是宋代“张咏知杭州”李川：《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司法审判》，载谢晖、陈金钊：《民间法》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杨奉琨校释《疑狱集·折狱龟鉴》之何武篇386页案。“杭有富民病将死，其子三岁，富民命其婿主家赀，而遗以书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而七与婿。’其后子讼之官，婿持父书诣府。咏阅之，以酒酬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子幼，故以子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财与婿，而子与七。”何武断剑，“悉夺其（女婿）财与儿”，不以老翁的遗嘱只“予儿一剑”、家财“尽与女婿”的约定；张咏“乃命以其财三分与婿，七分与子”，也不考虑原遗嘱“三分与子，七分与婿”的约定。此皆在内容上违背了遗嘱的字面含义。对此，《折狱龟鉴》的作者郑克，采取了法理与人情的分裂式理解和解释方式，他说：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夺与儿，此之谓法理；三分与婿，此之谓人情。（何）武以严断者，婿不如约与儿剑也；（张）咏以明断者，婿请如约与儿财也。虽小异而大同，是皆严